不愿做“强人”的强人书记

　　不愿做“强人”的强人书记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钱小敏 发自江苏蒋巷

　　空降兵是一个国家常规武装力量中最神秘的部队。2008年，15位空降兵在汶川5000米高空的一跳，让这支部队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2010年9月17日，空降军建军60周年前夕，南方周末记者走进空降军驻地，全方位感受这支全建制特种部队。

　　尽管他的个人语录还张贴于村庄各角落，他的照片——从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到个人生活照——依然挂满了村委会、村史陈列馆、村企业墙上，尽管村民们平时用得最多的开头语仍是“常书记说……”，常德盛还是决定，最迟明年，从江苏省常熟市蒋巷村村书记的位置上退下去。

　　44年，这是他担任村书记的时间跨度。过去近半世纪中，蒋巷的村庄传奇同时亦是常德盛的个人传奇，蒋巷村就是常德盛，常德盛就是蒋巷村。

　　44年前，蒋巷与全国几十万村庄一样，贫穷、饥饿；彼时，常德盛23岁，小学六年级学历，凭出色的农活表现接手村务。

　　44年后，当全国大多数农村年轻人背井离乡，留下老小与利润微薄的土地进城务工时，蒋巷村民几乎全都选择了留守。

　　眼下，常德盛67岁，在做了几十年的江苏省典型后，最近“晋升”为国家典型，受邀赴人民大会堂做报告。

　　此前与之待遇相当的明星村官是华西村的吴仁宝。2003年，76岁的吴仁宝宣布结束48年的村书记职务，与作为惟一候选人的大儿子吴协恩完成交接。

　　常德盛却想摆脱强人政治的家族制宿命。2010年9月，蒋巷村党委领导班子换届选举，现任副书记的陈建中将毫无悬念地接班。常德盛坦言陈是自己“培养了6年的接班人”，并借此强调，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不是吴仁宝，也不想当蒋巷的“国王”。

　　在对老书记去个人化尝试报以热烈褒扬的同时，许多村民还希望老书记继续连任，干到80岁。他们说，没有老书记44年的连任，就没有长期的发展规划，稳定的发展思路，也就没有蒋巷的今天。

　　从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到今天的蒋巷，1949年以降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农村都离不开一个德才兼具的强人，也都离不开家族式或培养接班人式的治理思维。

　　而作为“强人”之一，常德盛在个人传奇达到顶峰之时倾注精力尝试的却是跳出“强人”模式。他将之视为对个人毕生经营的最后谢幕，也是自己一生近乎严苛的勤勉与律己的意义所在。

　　这些曾做出不同选择的中国传奇村庄，正是当下中国的缩影。不深谙新中国61年的历史，就无法理解蒋巷的成功逻辑；同样，不锁定常德盛的农民政治家身份，也无法读懂蒋巷的过往今昔。

　　常德盛就是蒋巷

　　常德盛早年的名气与政治资源的积累正是后来蒋巷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

　　比齐整、体面、富裕的村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充斥全村的个人意志。

　　建筑及土地均按功能——就像一个人砌积木那样——精细地分门别类。别墅，集中建于蒋巷新村；土地，统一交由16名种粮大户经营；企业，全部位于村附近的工业园；就连村民个人种的菜养的鸭，都被安排在指定的场所。

　　常德盛语录密集地竖于村道两旁——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有的钱我不能要，要了就会失去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房子……

　　四家前村企大厅墙上，挂满了常德盛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让人感受到这些于2004年完成改制，开始按市场游戏规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创业初始与政治其实走得更近。

　　蒋巷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正源于充分利用政治优势为经济服务。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乡镇企业之前，常德盛就因独辟蹊径大大提高了蒋巷的粮食产量。他的“免耕法”“单季晚稻法”曾经闻名江苏。他早年的名气与政治资源的积累也正是后来蒋巷在乡镇企业时代飞速发展的来源和保证。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契机，亦是中国乡镇企业的春天。一开始，蒋巷与周边村庄的工业发展模式相似，生产半成品，如塑料、泡沫、五金、光学仪器，为镇、市的电视机元件厂、光学厂等提供配套产品。

　　由于技术含量低、成本小、上手快，小作坊越开越多，旋即陷入低端的同质竞争。

　　彼时，常德盛通过“上面”得知，江苏省要进行墙体改革，以轻质建材替代实心砖，一个需求庞大的新型建材市场即将成型。

　　常德盛立即拍板，从泡沫厂转型做轻质建材。起家的两百万元贷款，也是通过“上面”解决的。

　　在时任轻质建材厂销售经理平永泉看来，“上面”码头熟，正是蒋巷村也是常书记的核心竞争力。否则，1992年，两百万贷款对于一个无资历无背景的普通村庄，“不可想象”。

　　新企业初期的业务，也基本依赖常德盛这张“名片”。平永泉其时负责销售，他说，很多应酬场面，客户甚至抢着埋单。

　　企业建起不久，被命名为“常盛轻质建材厂”，名字是常德盛的儿子常惠忠起的。他原是蒋巷所属的支塘镇上的一名厨师，企业成立后回村，从一名业务员做起，两年后升任企业副总。

　　谁也没有否认这个名字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在这个典型的“强人模式”的村庄，在过去，在现在，常德盛就是蒋巷，蒋巷就是常德盛。

　　“没有常书记，就没有常盛轻质建材厂”——员工们如此评价。

　　把常德盛和蒋巷的命运分开

　　把自己管得越严，“常德盛”和“蒋巷”就能分得越开

　　2000年，常盛轻质建材厂高速扩张。用于扩建的600亩土地来自附近村庄。

　　彼时，蒋巷周边村庄的工业发展仍然停留在以常熟市为核心的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最常见的无纺厂、五金厂、光学厂，均是为处于上游的服装业、电器制造业提供周边及半成品，缺乏扩容、升级空间。

　　唯独蒋巷的常盛轻质建材厂，像一只意外挣脱地球引力的苹果，自行创建出一条全新的产业链。

　　记者们过于文气的提问显然不太对常德盛的路数，比如，蒋巷周边的物流基础如何，蒋巷在长三角经济圈中处在什么位置等。

　　常德盛一边褪下他脚下的黑布鞋，捋捋皱巴巴的灰色袜子，一边说，我不会说这些，总之，我靠的是认识朋友，做人诚恳，干事拼命。

　　这也是这位小学六年级毕业生的奋斗之道，善于总结经验，摸索门道，全无严循理论与规则的学院派气质。即便是下棋，这名农民政治家也从没看过棋谱。

　　在他身上，唯一与时尚沾边的是腰间的金利来皮带，这个品牌流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村里戴江诗丹顿手表，穿阿玛尼男鞋，开凌志的年轻人，这位村务与企业的一把手实在老派得过分。

　　常德盛却很高兴大家抱怨他的节俭。在中国乡村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几重角色于一身的村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也随之激增，在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一把手的权力甚至超越其上级政府。

　　当村庄与村企高度重合，个人权力高度扩张且缺乏监督，自控力低者如大邱庄明星村官禹作敏，身陷囹圄20年。

　　常德盛想探索个人与蒋巷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性。“常德盛就是蒋巷”，但他想的就是把个人与蒋巷的命运分割开来。

　　为此他有着近乎严苛的道德洁癖与自律。作为常盛轻质建材厂董事长、总经理，他分文不取，所有应得股权不要；作为书记，他从1993年至2005年间应得工资227万余元，却主动将其中的134万余元转入村基金，用于公共投入。据村会计统计，他过去44年间应拿未拿的收入过亿。

　　在全村统一建别墅时，他主动提出妻子是上海知青，非蒋巷户口，无资格申请。结果全村人都搬进别墅时，只有常德盛一家住在老平房。

　　老伴在筹建儿子婚房时，因房基略有超标，他立即叫木匠将七根横梁全部锯短0.4米。

　　我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怎么服众？常德盛说。

　　亲弟弟常德茂，至今只是村里一普通农民，连想回收企业的钢板边角料，做点废品生意，都被哥哥以避嫌为由拒绝。

　　与严于律己相对应的，是他在蒋巷村普通村民福利上的“宽以待人”，村民们住着统一规划的别墅，在年产值逾1.5亿的村企业或村旅游公司上班，每年年底，2008年以前出生的村民，每人均可领取5000元分红，60岁以上老人还可免费住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的老年公寓，领取养老金。

　　一直支持他的老伴俞秀英在接受记者群访时，委屈情绪突然爆发，“我只求下辈子不再嫁这样的干部。”

　　蒋巷不能永远是常德盛

　　常德盛自评：蒋巷最大的亮点就是探索强人模式之外道路的努力尝试

　　每天清晨六点半，常德盛便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随后绕村慢跑一圈——他甚至连一辆像样的汽车都没要——最初只是看农田，后来增加了企业，再后来增加了生态园、再再后来是青少年拓展培训基地、动物园……确认没有问题，才放心离去。

　　这种事无巨细的管理风格，在他的头衔逐渐增多时也没有改变。蒋巷村旅游公司经理李君任村主任助理时，特地在办公室备好几套衣服，因为书记每次回到办公室，都一身大汗。

　　他出差谈业务，基本要求当天去当天回，即使目的地是山东。凌晨两三点出发成为常态。

　　全村所有干部没有休息日，如果常书记要求早上六点半开会，所有人都得按时到。

　　企业改制后，平永泉从原销售副总升为其中一家公司的老总，他说没有常书记，就没有他今天的事业，改制之前，尽管拿的收入不多，但书记一分钱都不要，谁敢要。

　　但当村集体经济做大之后，基于道德与情意的软束缚最终会受到挑战。由于集体经济必然会让管理层产生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感，2000年后，常盛轻质建材厂十余名骨干陆续离厂自行创业。彼时，全国大多数村庄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对村集体经济的改制，只有极少数坚持集体经济的乡村——比如华西、蒋巷——效益仍在继续上升。

　　常德盛有意拖延改制时间表。蒋巷的农民别墅、老年公寓、比国家标准更优惠的医疗保险等公共投入等，全来源于村企业。且据他的经验，集体经济在做大做强后再放手改制，才有利于其继续良性发展。

　　2004年，常德盛决定放手。“开头都是顺利的，但最终还是只能共奋斗，没法共富贵。”“企业也一样，最终还是得遵守市场的规律。”

　　改制过程是其过去44年中权威受到的第一次挑战，一些村民开始质疑他的动机，企业一位副总则因为不满分到的利益太少而撂挑子，为此，常德盛取消了他作为“接班人”的候选资格。“一切向钱看的人，领导不好蒋巷。”他说。

　　最终的协商方案是，常盛轻质建材厂一分为四，分别由原四位副总接盘——其中包括他儿子常惠忠，一把手与核心骨干分别获得相应股权；转制后，四家企业不再向蒋巷上交利润，但作为对使用“常盛”品牌的补偿，每年仍要上缴一定利润，用于发放村民分红。

　　2009年，蒋巷村2008年以前出生的村民，每人每年可领4000元，2010年底，分红将增至5000元。

　　最终平息两方不满的重要因素是，常德盛放弃了千万元股权分红，并将四家企业老总凑起给他买辆“像样的车”的100万元，全部用作村民分红基金。

　　全身而退的时间表越来越近，常德盛已经将签字权放手给“接班人”陈建中。眼下让他忧心的是，无论是他的自律标准、道德底线，还是规定四家企业每年上交的用于村民分红的利润，都没有形成具有持久且稳定约束力的机制。对于后者，甚至从来都没有写成文书，他只是分别给四位老总打了电话，大家立即将钱打到账上。

　　在荣休前最后的日子，常德盛把重心放在抓旅游业上，这也是明星村效应的副产品，每年都有数量众多的党政考察团与游客前来取经、观光。

　　常德盛的想法是，旅游业壮大了，蒋巷对工业的依赖就减少了，将来企业不愿再缴纳那么多利润，旅游业也能补贴村民的分红。

　　为此他甚至留了与自己的努力方向颇有差异的一招——他的儿子是建材厂分家后的四位老总之一。这不啻为希望与现实的实际差异之下的一种幽默：他极力破除“家族制”，但又要以家长的权威来保证他对蒋巷未来构想的基本实现。

　　话说着说着，常德盛头往沙发上一靠，睡着了。数分钟后醒来，他问谈到哪里了，再又接着聊。

　　在过去的44年，常德盛对蒋巷显然已经尽力，无论是他的能力还是体力。

　　他曾说，蒋巷90%像华西，剩下10%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10%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他探索强人模式之外道路的努力尝试；无法攻克的局限是，他以及他打理了近半个世纪的蒋巷，和所有由强人治理的村庄一样，跳出强人模式的前景仍然不够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