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普世境界
孔子生日那天过教师节
能不能将教师节从9月10日改至9月28日孔子诞辰？在中国大陆师道日显式微的今天，这一发问抑或呼吁，正触动着各界士人内心深深的纠结。著名儒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甚至在世界多国及一些国际组织中作此呼喊，主张至少将9月28日作为一个世界的尊师日。放眼全球，只有中华民族，将一名曾经的民间教师奉为圣人、甚至“教主”，传承尊师重教这一伟大的儒家传统，将大有裨益于今日在全球化摆荡奔波中的十几亿人，使其不失自信，保有自我，达则兼济天下，近悦远来，和谐共处。为正在塑造中的“普世文明”贡献我们经2500年验证的宝贵“价值”，并去丰富、包容未来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如果它真的一定会产生的话。
孔子诞辰，作全球社群教师节
——专访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
早在2004年10月，杜维明在国际儒联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大会上说：“假如我们不希望市场经济导致市场社会、市场家庭、市场婚姻，乃至市场的人际关系，假如我们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假如我们要超越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理性，假如我们要超越不计后果的浮士德主义以及宰制主义，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价值，就不仅是山东的、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为此，他建议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全球社群的教师节，杜维明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应该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列为全球的教师节。
杜维明认为儒家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他说，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有多种资源可提供给世界人们参照，提供重要的价值内容，促进文化的真正多元化存在与对话。在中国的教师节(9月10日)和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到来之际，本刊记者就此话题对杜维明先生做了专访。
尊师重道，反思自我
《社会观察》：以前您提到以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共同的节日，最早是2004年提出的吧，请问为何有这样的动议？
杜维明：当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做报告。他们邀请我参加关于文明对话可能性的讨论，和58个大使一起讨论。报告后大家就是发问讨论，讨论过程中大家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师，特别是小学中学的教师，大学也是一样，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有些说设个教师奖，还有些说在世界各地都应该有个教师节。我们看到，在已经有教师节的地方，时间已经定了，我觉得可以不用改了。有一些地方没有教师节，或者他们需要定教师节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建议，假若有这种情况，就定在9月28日，主要的原因，就是孔子的生日。
之所以建议将孔子诞辰日作为全球教师社群的节日，是因为这个日子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论述轴心文明的时候，提到四个典范的人物，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孔子，孔子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有很大的不同。苏格拉底也是老师，即所谓的精神领袖，但苏格拉底所教的学生，大都是贵族中的贵族，因为那时候雅典的公民也是有限的。而孔子则是平民教育，他的弟子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有军人，比如子路；有一贫如洗的，比如颜回；也有富商，像子贡，另外也有很多没落的贵族吧。在民间讲学的传统上，很少有孔子这样的情况。另外，孔子的讲学活动是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所以特别地讲文明。
文明与野蛮有明显的区别，是走向“人文化成”的世界，通过道德教育来转化人的气质。当时的孔子，既无权无势也没影响，就是与弟子们通过自我的修炼，道德的转化，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竟然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过程当然很艰巨，但他们有信念，相信人的修养可以转化政治的游戏规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就是以后发展成的“仁政”，政治的理念和道德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思想模式。
此外，孔子注重文而不是注重武。希腊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很多地方也有。儒家基本上就是圣贤人格，完全体现了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追求。所以，Civil(公民的)这个词体现了孔子的精神境界，第一他不是野蛮的；另外，Civil就不是好战的；另一个Civil不是官方的。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孔子的思想就跟那时候Civil的观念有密切联系。既然有密切联系，就有人认为孔子可能是今天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先驱之一。今天我们讲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我们用civil这个词的时候，就有这三个含义，是民间而不是官方；讲求人文化成；注重文而不是武。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社会观察》：那么，对于孔子诞辰日与教师节的关系，您是否有更新的一些建议和思考？我们该怎么样尊师重教？尊师重教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对于孔子诞辰日成为教师节，我并不是说非要把9月28号作为中国现在的教师节。我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的建议，如果世界上已经有了教师节，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日期。如果没有教师节，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规定自己的教师节，这也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他们没有教师节，又要建教师节但又不知道哪一天合适的，那我就建议用孔子的生日。
我现在的建议跟以前不同，现在建议把9月28日定为“尊师日”，这个尊师日不是说大家放假，不是要中小学生在这个日子给老师送花、送礼请吃饭之类的。我的这个尊师，师不是一个职业的观念，师是一个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对知识、理性生活做出极大贡献，做出极大塑造作用的这一批人，我们要感激的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好几个。尊师日那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重，如果过世的话，要怀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敬重，有的时候一帮学生合起来，对师敬重就是拜访他、请教他。也可以组织讨论会、诵经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尊师应该重道。这个道不是狗道、不是猫道，应该是人道。这个人道，因为“天、地、人”三才的关系，人道与天道、地道应该配合起来。这个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现在除了什么感恩节、情人节外，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成一个哲学日。哲学日是在世界各个地方举行的，举行的时候，甚至总统都要参加，想利用那天突出哲学的重要。尊师日，就想利用那一天突出老师的重要。
《社会观察》：其实在中国，除了教师节外，有这样一个尊师日也非常好，这包括仪式性的一些东西，也包括里面的内容和意义。
杜维明：我就是这样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师日，当然还有教师节。假如教师节改成为尊师日，当然很好。假如尊师日影响超过教师节，也很好。如果尊师日和教师节平行，也很好。当然希望将来能够合而为一。我们以前努力的就是要把教师节改成9月28日，9月28日是尊师日，如果尊师日做好了，自然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教师节，不是名义上的教师节。
从这方面看，在那一天，当然我们敬重我们自己的老师、师友，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民间讲学的，突出道德修养的，把一般社会上政治游戏规则彻底改变的人——孔子。政治要为人民创造生存或者是富裕的社会，而且要变成有教养，自己的人格要不断发展的环境。这个人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师达到最高的水平，是这样人格的折射，这种价值的回应，我觉得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老传统讲“天地君亲师”，天和地，当然君王现在是国或者说社会。这里面的师和天地父母、国家社会放在一起，是有深刻意义的。孔子讲到“五伦”，其中就有师生之伦，不仅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师友。孔子跟弟子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用荀子的话说，如果不学就没有资格做老师。老师对学生的回应，按照学生的需要，像中医一般，这其中完全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互相学习，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像忘年交。我觉得这些都是现代人所匮乏的，现代人太过分地注重知识和技能，对于人生的智慧或者人的全面发展注意不够。
尊师重道的那一天，不仅是对孔子，而且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知识积累中间，也要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日子就是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精神，安顿生命
《社会观察》：一方面，要回到过去，希望从这里面得到许多养料或者智慧、启示；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沟通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古代和今天的对话问题，回归传统不是一条可行的路？
杜维明：古今、东西之争，我们现在其实是已经超越了。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可能没有深厚传统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受传统塑造的。以前有个观念，传统会阻碍现代性，要把传统去除掉。现在发现，传统塑造现代性。特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区域化和地方化与国际化、全球化同步进行。越全球化，就越觉得是属于欧盟还是属于东亚的；越全球化，越觉得是属于日本的，属于中国的，全球化成了区域化地方化的背景。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把一些地方知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知识。所以一定要扎根，在你自己的文化上，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又不是封闭的，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和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有很深厚很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大，不仅是中国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同时也包括东亚社会散布出去的东亚人，不仅是中国人。像韩国是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但如果对韩国的基督教做细部的分析，会发现有很多儒家的因素。
现在韩国很多教徒到美国传教，他们传教的方式以及组织运作的方式，跟美国传统的个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传播方式不同。他们常常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儒家的世界里，有几个特色，一是比较宽容，在这个地方，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并存。以前我们讲中国的儒释道，儒是儒教，此外还包括伊斯兰和祆教。以前去过贵州的一个古镇，古镇有一个道观，道观的前边就是一个佛寺，再往前就有一个书院，前边还有一个天主教堂，这种不同宗教并存的局面是很重要的。这个跟一神教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是有很大不同的。
另外，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习文明。鸦片战争以来真正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就不是一般所谓的保守的。像康有为的一些观念，是非常新的，从现在来看当然是非常有创意的。除此以外，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对话的文明，有对话的基础，在运作的时候有所不同。我的感觉，我们现在讲的文明的对话，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中国地区的文明对话，譬如说汉人跟其他的民族，跟藏人、维吾尔族人的对话。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这样一来就形成儒家文化圈内部的对话，中国跟日本、韩国还有越南，以及在更宽广的世界里对话。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国应该与周边、东亚乃至亚洲，包括印度和东南亚进行对话，再到与伊斯兰世界、非洲、拉美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可以使得中国和西方对话集聚的资源比较深厚。
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而这个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说和当今社会可以融合的问题。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泛滥成灾，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一切都市场化。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甚至包括道教，都会起一种积极作用，安顿生命。有位佛教徒说，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心灵的纯净问题。
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是对自己，恕是对他人，忠是中心，恕是如心，下面是心。佛家讲慈悲，下边是心，道家讲感应，下边也是心。以前儒家的“仁爱”的仁字，叫做“下人尔不从人二”，讲的是社会关系。我一直对这个有点不满，我认为“仁”应该是代表着内在的道德性。现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仁”的写法为上面是“身”，下边是“心”。
毫无疑问，“仁爱”表达的是身心的问题，个人的修正、个人的发展问题。是身心统一、协调、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不是特别关注心学的问题，关于心灵的学问。我认为现在不是说传统文化的精神跟现代社会怎样融合，或者说传统精神对接现代社会发生怎样的冲突问题，而是以现代性来对传统各种不同要求、批判继承过来，传承精华。所谓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价值，和现代市场社会所造成的这种连诚信的底线都不能维持，它能够做一些怎样的批判认识而且能提供怎样的资源。
我们不要总是说要回归传统。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是基本，传统是活的东西，而且会变化。如何以传统文化的精神，来转化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不是要跟它融合，是要改变它。也不是要对接，而是对现代社会优良的方面，比如启蒙以来的理性、自由，要更进一步地吸取。
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当然那段多半是在海外；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通过这三代的努力，我们了解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最核心的价值都能够互补，再就是对现代的社会能不能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期待传统文化来矫正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这样就有点工具性了，等于把它当做是一种治病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新的视野，新的人生观、宇宙观，新的信仰。不仅是行为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而且是深层的一种自觉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人的存活，对人的自我认知，对人的发展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逐渐改变，逐渐升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资源。
讲到古今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印度学者说他和美国的同事在谈话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谈话的对象有这样一种傲慢：你们的现在是我们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是你们遥远的未来。这就把整个人类的文明，分成不同的几个阶段了。经济、政治完全用GDP来衡量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宇宙观，人的心灵平静，社会的和谐，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有人讲得非常清楚，GDP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的，不能量友情，不能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量一个人身心的整合，人和社会的协调，人对自然的一种尊敬。人心和天道的和谐都不能量。甚至出了车祸，因为空气污染生病要医，把老的建筑全部摧毁，然后建新的，建完后再摧毁，这些过程都是增加GDP的方式。也可以买车，车祸要赔钱，再买车，这都是创造GDP。所以有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讲NegativeGDP(负向GDP)。如果悲剧的事情出来的话，要把GDP抵消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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