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明确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的《精神卫生法》，至今仍未提请审议。此间，利用强制收治约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知情者介绍，尽管利益博弈颇多，致使立法进程迟滞，但保障被送治者的权利，避免正常人被强送疯人院的恶性案件再次发生，是今后的立法方向。
精神病强制收治程序亟待规范
□本报记者 刘 炜
“我们应警惕，正常人会被家属送进精神病院；我们更应警惕，公权力能轻而易举将一个健康人遣送精神病院。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法制。”在8月7日举行的“精神病与行政强制收治立法研讨会”上，中国律师观察中心负责人赵国君如此向记者表示。
赵国君所说的“法制”，是指《精神卫生法》。记者了解到，该法起草已逾25年，至今尚无明确出台日程表。
近期预计能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或许能给《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提速。精神病强制收治是行政强制措施中的一种，长期以来，缺乏相关规范限制。而《行政强制法》的出台，无疑能为其打下程序法制的基础，相关细化工作也会容易许多。
自草案起草以来，精神障碍者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以及利用强制治疗等规定约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而如何依法收治真正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者，同时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一直是《精神卫生法》起草过程中的焦点。
然而，强制收治背后更敏感、更复杂的法律、医学标准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关利益博弈，致使立法进程迟滞。
无序的强制收治
5月28日的一则报道，以略带戏谑的方式，揭开了这场博弈的面纱。当日，一则“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的报道，从中国警察网被迅速转载。因正常人被当做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的案例屡屡发生，严重侵害当事人人身自由，因此，该报道一发布即引发热议。
尽管当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发出了紧急辟谣，表示“个别媒体作了不准确的报道”，但争议并未就此停息。
辟谣称，精神病院的收治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对有触犯刑法行为、经鉴定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精神病院才可以接收；所收治的必须是法定对象，对没有触犯刑法行为的普通精神病人，一律不得接收。
对此，与会专家普遍提出质疑。会方提供的一份“近年来部分强制收治案例”材料显示，今年4月9日，湖北十堰市市民彭宝泉因拍摄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面对舆论压力，当地警方最终拿出了“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彭宝泉确有精神病：第一，彭有精神病史；第二，彭当日在派出所里满嘴胡话。
但是，彭宝泉被警察送入精神病院的程序，还是令人质疑：强制收治前，并未征得家属同意；在被送进去后，也没有通知家属；在家属得知此信息后，一周内不准其家属前去探望。
而发生于2008年7月1日的“杨佳袭警案”，在对杨佳母亲王静梅做精神病强制收治时，程序上同样存在极大瑕疵。
会方材料显示，王静梅在“住院”期间，一直没有做精神鉴定，一人住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病房，里面只容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直至杨佳被最高法院裁定核准死刑的前3天，王静梅才被有关部门从北京安康医院接出，前往上海与杨佳见最后一面，自此告别“精神病人”的生活。
两案起因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惊人共性：强制收治的法学、医学标准是什么？模糊不清；强制收治应当遵循什么必要程序？几乎为零；被强制收治后，可采取哪些途径进行法律救济？在相关法律、法规里，并无详细规定。
法学、医学标准模糊
首当其冲的是标准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的精神病患者需要强制收治？甚至，是否精神病人需要被强制收治？这在法学界、医学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海涛感觉实践中一片模糊。“在我看来，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几乎任何类型的精神疾病，都可能被强制收治，包括抑郁症、情感性障碍，以及人格障碍，甚至是网瘾。去年11月，由北京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黄海涛原本是一名商事律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代理了一起正常人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件，促使她投身对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关注之中。
该案发生于2006年，深圳人邹宜均，被家人以近似绑架的方式，送入精神病院，并被禁锢长达3个多月。后在黄雪涛等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并提起诉讼。
该案中，精神病医院坚称“谁送进来的，我们医院只对他负责”，对于律师提出的人身自由、通讯权、会客权，院方表示需要征得送治人同意。黄雪涛认为，出于非医学理由，对邹宜均的人身自由、会客自由、通讯自由实施限制，实际上是合谋对邹宜均实施非法拘禁。
邹宜均缘何被送入了精神病院？院方是否是在得出邹宜均为精神病人的前提下，方才作出强制收治的决定？
有心理学研究背景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凯平指出，尴尬的地方还在于，精神病学界目前对精神病的认识还非常幼稚，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仍然是一个谜。它并不像其他疾病(如肺病)一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很多精神病人无法找出其器质性的病变，医生也无法通过脑电波、细胞递质、基因等生物学上的客观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精神病人。
“目前，既没有普遍有效的药物，也没有行之有效的疗法，甚至没有一个医生有足够的把握说，他能治愈精神病。这种无知，要求医生保持极大的谦逊，精神病人这个标签不能随意贴。不经谨慎诊断就断定谁有偏执型精神障碍，需要强制收治，这明显缺乏精神病学常识，也缺乏基本医德。”黄凯平说。
但实践中，对于是不是精神病人的判断标准，却又往往极为粗糙。
程序尚待厘清
标准之外，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程序：强制收治，是否需要先通过法院裁决？事后的法律救济途径，该如何规定？
据了解，我国法律并未就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程序进行明确规定。而今，民政、卫生、公安、共青团、残联等多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精神病院，因为多头领导，精神病院的管理也非常混乱，即使是未经法律程序的收治，各地医院也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程序，全由精神病医生个人把握。
风险不言自明。一旦精神病医生水平不高，把握不准，或者不负责任地违背个人意愿，将不是精神病人的人强制收治，每个人都将受到被强制收治的威胁。
黄凯平曾撰文指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只要家人或单位愿意出钱，精神病院都会收治，根本不在乎送进来的是不是精神病人。
对此收治乱象，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院教授杨小君曾对媒体表示过他的担忧。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强制送疑似精神病人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亲属在其中受益，那么由亲属单方决定精神病人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对“精神病人”而言，未免欠缺公平、过于草率了。
联合国《保护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规定：“没有精神病人的知情、同意，不得对其进行治疗；一个人只有在因精神病很可能立即和迫近地伤害自己和他人，其精神病是严重的并已损害其判断能力的时候，才可经过法定的程序将他非自愿地收住精神病院。”
然而，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给强制收治大行方便之门。通知将“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列为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致使“被强制收治的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后机会也被剥夺了”。
“如果你被送进精神病院，你会承认自己有病吗？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拒绝治疗，精神病医生就说你没有自知力，可决定对你强制治疗；如果你反抗，会被医生视为躁狂的特征；如果你诉说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医生会认为你病得不轻，已经有妄想、幻觉了。”黄海涛说。
在邹宜均案后，黄海涛又陆续接了不少强制收治案例。回顾这些案例，黄海涛表示，大部分的案件里，最终当事人被强制收治，依据的都是这条规定，“拒绝接受治疗，也就是说，当你说你没病的时候，你就缺乏自知力，就应当被强制收治。”
出院问题，也面临着类似困局。黄海涛称，实际操作中，因为将当事人视作精神病人，医院通常是谁付款、谁将当事人送进来，就对谁负责。而一旦付款者、送至人不同意出院，几乎也就无法出院了。
因为无法说服送至人，黄海涛在自己代理的一个案件里，打110把民警找了来，但饶是如此，精神病院依旧不放人。于是，黄海涛找到法官，一起拿着传票到精神病人库里搜索，检索病人名单。“没有成功，我们把所有广东省的精神病院都搜索了，没有找到，因为病人可以被匿名住院。”黄海涛说。
保障被送治者
的权利
而今，立法的缺失，让黄海涛不得不对每一个条例、规章都十分小心。她期待立法能提速，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只要是精神病领域的文件，我都不敢去轻视，甚至是会议纪要，都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依据。”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非自愿性住院治疗、部门之间权责分配等多个方面仍然存在较大争议，该法在短时间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仍有难度。
不过，亦有知情人士认为，该法不能如期出台的原因，在于草案过多地关注医疗技术问题，而对于精神病防治中涉及的人身自由强制，经费保障，政府、社会、家庭责任分配等诸多核心问题并未涉及。
记者了解到，全国性精神病强制收治立法迟滞不前，但地方性相关立法却如雨后春笋般萌芽。2010年7月19日，武汉市发布《精神卫生条例》，成为继上海、北京、宁波、杭州、无锡后第六个拥有地方精神卫生法规的城市。该《条例》强调对精神障碍者的权益保护，并对强制送治以及治疗过程中的约束措施作出了程序性的规定。
《条例》规定，对于自愿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当其要求出院，而医师认为暂不宜出院的，须向其本人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说明理由；若本人坚持要求出院的，在本人及监护人或近亲属签字确认、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后，应该准许出院。
而在精神障碍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时，公安机关在对精神障碍者或疑似精神障碍者强制送治时，需先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确认其在案发时不能控制自己行为，随后方可送往指定医疗机构强制治疗，并需通知其监护人。
对于《精神卫生法》的未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孙学礼介绍，《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在法律层面，有由司法机构介入、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的规定。
“此举旨在以规范的流程，保障被送治者的权利，避免正常人被强送疯人院的恶性案件再次发生。”孙学礼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则为《精神卫生法》草拟了一份“《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规定的建议稿”。他强调，由于强制收治的实施，构成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精神卫生法》应对其适用的条件、程序和责任作出明确、严格的规定，并且引入社会、司法的干预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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