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转户进城是拿土地换户口？

　　一场规模空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重庆启动。到2020年，近1000万农民将转户进城。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需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能否顺利实现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不仅考验着重庆提供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和配套体系的能力，同时牵涉尚难细算的财政、土地资源投入和复杂的行政统筹，以及由此伴生的深层次社会变迁。

　　日前，重庆户籍改革计划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对于此次户籍改革是政府看中农民的土地的质疑，重庆市长黄奇帆称“这是很荒唐的一种判断”。他认为，重庆的户籍改革是用农民的青春、有效的工作、在城里工作的时间换来的，没有任何其他前提。他是在8月31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绿化长江，重庆行动”发布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表示的。

　　千万农民10年转城市户口

　　重庆户籍改革计划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户口。黄奇帆介绍，今明两年内会把过去10年积累的农民工进行转户，成为城市居民，给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

　　黄奇帆称，改革不是把在农村里的农民拉到城里，“如果那样，是自找麻烦”。

　　黄奇帆介绍，重庆是将已经到城里工作三年、五年，生计、生活已在城里，需要在城里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子女也要像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同等在校读书，费用各方面都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给他转户，他们会乐意的。”

　　黄奇帆否认土地换户籍说法

　　对于此次户籍改革是政府看中了农民的土地的质疑，黄奇帆称“这是很荒唐的一种判断”。他认为，重庆的户籍改革是用农民的青春、有效的工作、在城里工作的时间换来的，没有任何其他前提。

　　“只要他工作了三年以上，城市需要他的劳动力，他就该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没有任何其他限定条件，不存在土地换保障、换户籍这类的问题。”黄奇帆说。

　　转户成本企业承担四成

　　至于农民进城带来的成本问题，黄奇帆说，农民进城要解决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培训等问题。重庆测算，一个人大体上要6万到7万元，300多万农民工转户进城，共需2000多亿元。2000多亿不是一两年支付，是在农民工有效工作时间，比如15年内平均每年支付。

　　黄奇帆介绍，企业招聘农民工，如果转成城市户口，要增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可能增加800亿元。这样，2000多亿中，40%由企业支付。

　　黄奇帆说，政府会增加300亿元的支出。剩下的，农民工自己支出一部分，还有市场、社会上的支出，“这是一个总的社会循环平衡的过程”。

　　据《新京报》等

　　土地换户籍应确保公平

　　此次重庆市启动了据说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农转市改革计划，对这一举措，不少学者和专家纷纷持支持态度。

　　支持者认为，重庆户籍改革正逢其时，是改革的必然选择。并认为此次改革的最大亮点是简化了“农转非”的条件，农村户籍居民只要在重庆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了成套住房，就可以将农村户口转变为重庆市民户口。这些已经生活在市区的居民，已经在享受城市的基础设施，也不会因为户籍转变而增加基础设施的压力。

　　在处理进城农民的土地问题上，重庆市也有所创新，规定农民进城落户后，最长3年过渡期内可以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此后政府有偿收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在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中，质疑者也有很强烈的声音，其中农民拿土地换户籍最受争议。虽然重庆市政府强调，要保持土地的所有权和用途不变，但是接下来政府关于土地用途的说法，却让人质疑，说白了，农民退出的土地，最后可以转为国有，能卖的就卖。第二个是关于社保，社保的钱从哪里来？政府制度设计中设计的几方面的资金，不排除重点来源于卖农民退出的地所得，在征地补偿时，会不会如同寻常政府征用土地时，低估了农民的低价，变成卖的没有买的精，甚至强买。

　　争议焦点是土地换户籍是一宗公平交易吗？政府之所以向农民开出这样一个交易条件，是因为，政府认定，农民户籍转成市民户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与公共品。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乡村居民作为公民，本来就应当享受到与同一区域内城市居民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现行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公然违背这一原则。

　　当然，它真正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了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而在于把不同户籍变成了不平等的分配权利和福利的法律与政治等级身份依据。按照这样的户籍制度，政府只对城市居民承担福利责任，对乡村居民基本上承担这种责任。其实政府承担这方面的义务是无条件的，居民不需要拿自己的什么东西与政府做买卖。面对公民，政府不应当是商人；面对政府，农民也不是乞讨者。

　　土地价值扭曲是农民“积极进城”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土地价值逐步上升，尤其是那些距离城市较近的乡村，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农村户口的含金量也随之上升。

　　一边是日益贬值的城市户口，一边是悄然升值的农村户口，那为什么重庆统筹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民“积极性很高”呢？对于长期在外打工、经商的农民来说，已然适应了城市生活，此其一；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并不能自行变卖自己的土地，土地升值并变现仅是一种“理论”，此其二；一些现实的需求需要城市户口，如孩子上学，又如年岁渐长想办理养老等社会保险，因此，尽管有土地升值的前景，但毕竟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选择城市户口放弃土地升值收益，有其合理的一面。

　　反之，对于政府而言，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学校等公共资源已经逐渐闲置，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相当于盘活存量，有益无损。同样也是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可能陷入到青黄不接当中，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还可以扩大社保缴费人口基数，让面临空账运行的社保拥有更大回旋余地。更为重要的是，众所周知，地方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将近一半来自土地出让，因此，收集更多的筹码将是地方政府能否持续运转的关键，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则为此提供了机会。

　　然而，这桩看似“双赢”的买卖后面也隐藏着某种利益的不对等，除了孩子就学等需求可以立刻变现之外，进城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大多是一张远期支票。相比之下，政府从统筹中拿到的土地才是可以随时变现的真金白银。

　　不过，农民由于无法自行出让土地，所谓的土地增值收益也同样是期货。反过来，政府因为掌握着征地权，足以控制土地价值变现，集中越多的筹码，越是稳赚不赢。这种一方稳赚另一方前途叵测的交易却“积极性很高”，其实反映了现行土地制度对于农民利益的某种剥夺。现行土地制度对土地流转限制，以及将转变用途的权力唯一地赋予了政府，必然导致农民降低对土地价值的预期，而政府则因垄断而掌握了土地价值的定价权和分配权，这样，就可以用低廉的价格来换取农民的土地。这种因现行土地制度而带来的价值扭曲，而非报道中天花乱坠的各种城市福利，才是导致农民进城“积极性很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