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资料显示，李玉泉，长江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荆州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曾任博盈投资公司独立董事。
在李玉泉所住油苑小区，长江大学城建学院院长许成祥是其好友，“10·24”遇难大学生之一的陈及时，就是城建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学生。
“说真话难。”许评价李质疑后所遭遇的公众态度。许曾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居住一年，“我在美国，工厂的工人也会抗议，但不会搞人身攻击。事情还没了解清楚你就开始发言，谩骂攻击，很不理性。”
据许对李的了解，“平常我跟他接触多， (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学地质的，也做科学研究，因为爱好到了宣传部。发现照片有错误，经过调查，发表下看法有何不可？说他背后有什么利益部门指使， 据我所知，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不存在谁让他这么做。而且早在照片刚发表时，他就质疑了，并不是得了奖有了很大影响后才质疑的。”许介绍，李玉泉是安徽人，相对荆州本地也是外地人。
李玉泉的质疑者身份，许认为也是恰当的。据其介绍，“10·24”之后，长江大学将“结链”救人的12名英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特别班，而李玉泉是这个英雄班级的班主任。“他本人虽不在现场，但他有条件占有很多的一手资料。”
李玉泉为英雄班班主任一事，在长江大学网站能查到相关报道。2009年最后一天，“10·24”中12名救人大学生组建成一个特别班，由副校长李家宝任指导老师，李玉泉任班主任。这也是长江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特别班级。
许成祥个人也认为，“挟尸要价”的说法确为不妥。他透露，在 “10·24”发生前一周，2009年10月17日，长江大学一名大学生也是在江边出事，也是陈波的公司打捞的，当时价格也是1.2万。“七天前一万二， 这次还一万二，就这个市场价，双方经过协商，也没有反对，怎么会成‘挟尸要价’了呢？”
“你政府不作为，长江边每年都淹死人，没人捞，渔民就去捞，就形成这么个市场价。有的网友说，捞尸这个东西很简单，不该漫天要价，我也反对天价高价，但这是在长江打捞，不是在河沟、池塘里捞，捞尸要几条渔船，要用滚钩，那是在长江打捞中华鲟、河豚那种大鱼的，好捞为什么那么多部门都捞不了？很多人不了解情况，就在那里指责，会伤及很多无辜的人。”
捞尸船停顿多久？
船在向岸边靠近，或者并不急着向岸边靠近———下午4点50分，王守海站在船头，不经意的挥手之间，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抑或什么都没有表达，这一瞬，成为事后最大的谜团。
向家斌挤在人群中，身形墩实的他戴着眼镜，举着相机，守候在岸边。彼时，他并没有留意，自己的形象被许多举起的摄像机或照相机摄入镜头。其中包括张轶。事后，他在张轶公布的照片中，发现五、六张上面都有“自己”。向是宝塔湾冬泳队队员，也是队医，当天整个下午他都在岸边，目睹了捞尸全程。
但对王守海在船上挥手的动作，向已搜索不出任何记忆。“当时王守海离岸边应该是有15米，第二具尸体浮起来后，就停到水中，他根本没有意思把船靠上岸，也没有按时把那个学生给送上岸。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老板还在岸上和老师谈价，钱还没有送过来。”
向的说法得到记者黄海的佐证。在岸上采访的黄也注意到，“当时他们捞起(第二具遗体)后，的确有停顿，没有马上往岸边靠，停顿时间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不是两三分钟那么短，应该是比较长时间。”黄认为，王守海等人 有拖延的故意，“他不是第一次捞尸体了，以前也(可能)搞过这事，钱不到位，我就不给你，按之前的那样，搞起来就漂在那里，不捞起来，就那样的(意 思)。”
2009年11月7日，荆州市公安局、长航公安局荆州分局、“10·24”事件调查组曾联合发布了一份情况通报。对这个 过程的描述为：“大约30分钟后，第二具遗体被打捞出水。因挨了陈波的训斥，这次王守海手拉着滚钩绳子，王文柱怕遗体滑落，用一米多长的绳子将其遗体手腕 固定，圣德义开船。王守海让圣德义慢慢将船开到岸边，不要太快，圣德义就将船绕了一圈。围观群众看到这个状况便起哄，陈波连忙跑下去叫王守海三人把遗体拖 到岸边，王守海三人这才将遗体拖到岸边让学生拉上岸。陈波见第二具遗体上了岸再次找史千里要钱，史千里解释说钱马上就到。打捞起第二具遗体以后打捞船就停 下来开始整钩，等陈波的命令。”
然而2010年8月25日，王守海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对此全予否认。72岁的捞尸老人认为，整个打捞过程，他没有接受任何来自于陈波的“命令”。他的手机，只是在家中被通知捞人时，接到过陈波哥哥陈新打来的一个电话，其后就再没有接到过电话。而捞尸过程，也没有与陈波有过交流。
黄海事后回忆时也说，王守海当时只负责捞尸体，真正谈价钱的只是陈波，这过程两人不可能存在“我捞起来，我送上来吧”这种沟通。但黄认为他们以前捞过尸体，可能会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
对船曾在江中停顿、绕圈的指责，王守海、圣德义向南都记者解释，当时江中的水并不平静，有回流引起的旋涡，船不能直行，只能绕着走。
而从各方照片呈现的证据看，捞尸船在江中停顿的时间并不长。张轶公布照片记录的时间显示，王守海渔船在下午4点51分靠岸，画面中，岸边一位渔民和群众正将尸体搬至岸上。另一张长江大学公开的照片显示，4点52分，在岸上等待的师生将打捞上来的遇难学生紧急送往医院。这时，距离4点45分尸体头部浮出水面，最长只有7分钟。
看过这组照片的许成祥表示疑惑：“挟尸要价”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4点50分，而4点51分尸体就运到岸边，“短短一分钟，王守海怎么可能是在挟尸要价呢？”
认为“挟尸”一说乃乌有的李玉泉在其博客还举证了这样一个时间逻辑，“更为重要的是，《<挟尸要价>照片作者公布全套作品否认作假》一文公布的最后一张照片，是‘2009年10月24日17：37，岸上的陈波收到校方筹集的钱款’。也就是说，‘要价’的人，是在交还了打捞上来的遇难学生遗体40多分钟之后，才收到的钱。如果真的是‘挟尸要价’，能这般本末倒置吗？”
他到底说了什么？
也是在那一刻，王守海挥动手臂，被张轶相机定格的一瞬或前后，他到底说了什么。这也成了让当事人、媒体、外界公众抓狂纠结的话题。
8 月18日，流着泪的张轶站在青岛颁奖典礼的现场，背景屏幕为巨幅“挟尸要价”照片。此时，照片文字说明已改为：“……说好的三万六，钱到位了再往上拉……我只听老板的……”王守海站在船头，一只手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在水中，系着一具英雄的遗体。
这次的图说所传递的信息，直接引语部分———“……说好的三万六，钱到位了再往上拉……我只听老板的……”这应是王守海站在船头所讲过的话。
8月24日在与南都记者面对面时，张轶再次肯定地说：“我确定地说，他说了，钱还没到，我听老板的。我确定和确信他说了，因为他距离我并不远。他还说烟都不给一根抽，还捞什么？现在的关键是我没有证据。因为我没有录音。”
张轶还说：“我能够保证。虽然不至于用人头保证。但是可以用我的人格保证，我没有去刻意造假。 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完全解不开的谜呢？我也很纳闷，不是我一个人在现场，那天很多媒体记者，也有很多摄像的。”
和张轶同在岸边的文字记者黄海，对是否听到王守海在船上说什么的问题，给出的回答是：“船上人如果说话的话，我这边听不到。当时船离岸边(的距离)，就照片(显示的)那么 远吧。”
冬泳队员向家斌整个下午都在岸边，他很肯定地说：“当时王守海离岸边应该是有15米，他要说什么话，岸边不可能听到。”
江汉商报社会新闻部主任杨大明后来也赶至现场，他也没有听到王守海在船上说什么。“当时我离了很远，现场很嘈杂，王说话除非很大声，否则很难听清。(现在要)追究王守海有没有说，说了什么，(可以说)谁都不清楚。”
8月25日，王守海本人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我没说什么话，就是指挥。(船头离岸)有三四米远。我那个手势，(当时)我就是指挥我后面开船的，我指着岸，叫朝着拢过去，对，就是朝岸边靠拢。后来有人说我是要钱，我都不懂(关于钱的事)，哪里可能是谈价？”
圣德义在后面开船。他告诉南都记者，他当时离王守海约五六米远，“他讲什么，当时我在后面，听不清。他是在指挥我，他要我往哪边去，我就往哪边去。他指挥我靠岸，但说么事我在后面听不清。”
渔船上共三人。王文柱就站在王守海的身后，一臂之隔。然而连续几天，公安县埠河镇三八村，王文柱家的大门一直紧锁，村民告诉记者，王文柱的渔船被武汉一家公司借调到宜昌，他也随船搞测量去了，一月后才能回家，电话也联系不上。
另一艘打捞船上的渔民，也是三八村的王文权和冯炳昌。记者分别找到两人的家，但冯炳昌打鱼去了，住在江上，要到11月份才能回家。而王文权则回避了采访。
2010年8月23日，在质疑声中，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评委会赴荆州调查组发布了 他们的实地调查结果。认定王守海客观上是挟尸要价的“参与和执行者”，照片的新闻是真实的，不存在造假。尽管照片中王守海手势存在争议，但“不再对此细节 深究”。
对有争议的王守海手势的意思及所讲内容，调查组走访后获得三种解释：1.当事人王守海称：手势是向其身后同船的船工做出的，是指挥让船往前靠；2.被访校方师生称：听到王守海在打这个手势时说：往后，闪开！是让岸边的人退后，让船靠岸；3.现场游泳爱好者称，那个手势就是 “钱没到位，尸体不能捞上来。”这个说法与张轶的一致。
经南都记者了解，调查组走访接触到的这名“现场游泳爱好者”，为宝塔湾冬 泳队队员曾宪华。但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他却呈现了另一种说辞。他说，在打捞第二具尸体的时候他“刚好去洗澡了”，因此没有见证“挟尸要价”照片拍摄的那一瞬间。但是他回忆说，在洗澡完之后出来时，他看到船只“在靠岸前僵持了很久”，他向身边的人打听是怎么回事，“身边的人告诉我是钱没有到位”，“说是财务处的保险柜里只有两万多，不够支付，所以为了钱的事情在僵持”。8月27日南都记者再次到宝塔湾冬泳队找曾宪华时，冬泳队员告知“他到北京去了”。
对 “挟尸要价”照片展开调查的，还有张轶如今供职的单位《潇湘晨报》。在照片引起争议后，《潇湘晨报》曾派员赴荆州调查，据说已有结论，但未公开。8月28日南都记者联系到该报调查人员，但对方表示不方便对外透露。“在这个事件中，张轶和王守海其实都是受害者，公众舆论包括我们媒体在内，都应进行反思。”他说。
这位接触过王守海的调查人员说，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见面后知道，其实王守海是非常善良的一个老人。张轶也是很年轻， 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也很不错。他们都是做他们应做的事，但因为媒体，两个人都被推上风口浪尖。
“真相抵达不了，只能靠近。”这位调查人员说。
8月30日，在长江大学，一位关注此事的院级领导认为王守海和张轶都遭到了“绑架”，而“绑架者”不仅是媒体，还包括利益纠葛的某些部门。“不能正视和面对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利益纠葛的时候，于是谎言和偏执就出现了。”
“作为一张至少是存疑的照片，王守海却可能要被永远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他说，“许多年后，这张获奖照片还会被人翻出，遭人唾弃，而如果错了，那个老人并没有说那样的话，没有做那样的事，换作是你你愿意吗？谁又考虑过一个可能是无辜的，弱势的，不会替自己辩解的老人的利益呢？”
编后语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
当我们一遍遍核查“挟尸要价”相关细节时，经常会遇到同行这样的质问。
是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长江大学学生罹难近一年，“挟尸要价”产生了最大利益方：记者的照片获奖不断，近期更获得了“金镜头”年度大奖；也有最大利益 受损方：照片中的渔民，千夫所指落了骂名；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各执一词，互为指责，真相尚不明确。
对于一起上升到道德层面的公共事件，照片拍摄者从“挟尸要价”中获得的利益，为使他人亦受公平对待，应经受公众的质疑。
我们同时认为，对细节的忽视将导致事实的模糊、失真。重拾细节，尽可能地逼近真相，是我们的初衷。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