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冼村拆迁为何陷入僵局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广州市拆迁、改造“城中村”，只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诉求：“要拆村屋，先治村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杨峻
广州报道
2010年8月13日，广州一家报纸抢先发出的一则当天消息令全城关注：“为推动亚运工程---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今天凌晨，天河区组织对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工程建设范围内的5174平方米冼村集体物业实施清拆。在拆除过程中，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现场的国土、城管、公安等部门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耐心劝解，最后依法拆除了该物业⋯⋯”
接到现场目击市民的举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立即赶赴广州冼村及拆迁现场进行深入调查。调查发现，在天河区拆除冼村集体物业遭遇暴力阻挠的表象之下，其实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冼村人并非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所谓的“钉子村”、“钉子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广州市拆迁、改造“城中村”，只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诉求：“要拆村屋，先治村官！”
无独有偶。据本刊记者了解，在广州市，因为村官问题而令城市拆迁陷入僵局的可能并非冼村一处，其他一些“城中村”对村官的不满和投诉近期也愈演愈烈。先查村官，有问题的再治村官，恐怕是广州城中村拆迁改造要过的一道坎。
针对“暴力阻挠”的清拆行动
对于“8•13”冼村事件，天河区委宣传部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没有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之后宣传部通过电子邮件给了本刊记者一份书面答复，答复首先明确“此次清拆行动是依法进行的”。
该份答复声称：“2010年5月，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已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也依据协议将补偿款全部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冼村公司必须于5天内拆除该地物业交地，但村公司在随后的几次拆除过程中，遭受一些人员的阻挠，并有村民长期聚集在该物业内，导致建筑物无法拆除，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施工也无法开展。为加快推进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8月10日冼村村公司贴出告示，告知村民该物业已被征收，款项已补偿到位，近日将组织拆除，要求村民于8月12日上午8时将摆放在该地的物品、车辆等搬走。8月12日晚，天河区依法开展了此次清拆行动。”
该答复称：“在8月12日至13日清拆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冼村东北侧集体物业拆除过程中，现场的国土、城管和拆迁人员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导致拆迁方两名人员被打伤、三台钩机受损。报警后，天河区公安分局出动警力到场维持秩序，最后依法拆除该物业。”
针对天河区委宣传部的答复，知情的冼村老村民们说：“既然是村集体物业，村民就应该有权知道，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究竟将多少补偿款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可是，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此前一直不愿公布具体的款项金额，令许多村民产生不信任感和抵触情绪，阻挠拆迁的责任不能全都推在那些村民身上。”
一位冼姓村民用手机拍下了强拆的主要过程，他一边指着录像，一边对本刊记者解释：12日晚上8时左右，城管、保安、防暴警察就开始在冼村小学集合，很有秩序，一个排坐一起，说话声音也很小，晚上灯光昏暗，这些人员只是偶尔用几个手电筒照一下，也不怎么走动。村民们在对面的冼村市场里聚集着，不时传出口号声、锣鼓声以示抗议。
13日零时刚过，防暴警察开始出动了，一排一排地前进，行动迅速而整齐，对讲机里喊着“面向群众，面向群众”，往马路对面的冼村市场开始冲锋，冲了两三次，都被对面的村民用石块砸了回来。3时左右，防暴队员又从几个方向发起了一次冲锋，大型钩机先是从市场东面将围墙推倒，之后又在北面推倒了一处围墙，紧接着，防暴队员就拥了进去。人员清场之后，钩机又开了进去，将市场内的铁棚屋成片成片地捣毁，到清晨基本结束。
村民们阻挠拆迁另有说法
14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8•13”事件现场---冼村旧市场，发现这里数百米长的围墙已经被推倒，市场内数千平方米的铁棚和建筑也已被夷为平地，瓦砾成堆，一片狼藉，十几个施工人员不停地举起大锤子，用力敲打一些混凝土块，旁边有一些中老年人从敲碎的混凝土块中把钢筋和铁皮收集起来，运上车推走，他们说这些废物还能拿去卖点钱。
冼村的村民们此时已不敢靠近这个市场，他们都聚集在东侧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榕树旁有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平常显示村里的公告，这时的屏幕正亮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情况通报”，公示12日晚至13日凌晨因阻挠拆迁被刑事拘留的14个村民名单，随着名单一一列出，村民们都在小声议论着。当看到“冼章到，男，1933年生”时，村民们都唏嘘不已。
“清拆行动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些老人天天都在市场那里静坐，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并没有过激的行为。”村民冼大勇(化名)回答本刊记者的疑问，“他们就是希望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
从2009年8月19日开始，为争取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村民们习惯叫“村委会”)公开集体资产、集体物业的收益，冼村村民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申诉、上访、静坐和游行活动。
“他们都是很理性地在维权，以前，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激或者暴力的行为，在前往街道、区政府、市政府的申诉、上访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影响政府办公、公共交通和社会秩序，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村里公开财务，让他们知道自己村集体的资产状况，自己村集体物业的收益还有多少。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应该拥有知情的权益。”冼大勇说。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至今都没有公开村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公司主要领导称明细账目是‘商业秘密’，村民无权过问。”冼大勇忿忿不平地说，“村集体经济实行的是股份制，符合条件的村民都是股东，你应该给股东一个清楚的交待，至少要向股东代表公开。”
冼大勇介绍说，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向街道和区里强烈抗议，今年5月份，公司主要领导才带着几个村民代表在市区转了一圈，坐在中巴车上指指点点，说这里是公司投资的项目，说那里是公司与外方合作的物业，但是一问到具体的收支情况，这位公司领导便缄默无语。
“公司应付了事的态度，让许多村民更加气愤。”冼大勇说，“这让更多的村民开始怀疑，失去信心，一些村民忍无可忍，才不断去市场静坐阻挠施工，他们完全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寄希望向市政工程施压，让市政府来管一管这帮‘村官’，并让账簿公开。”
正在褪去光环的“钻石村”
冼村许多村民，特别是那些年过半百的老村民，为何如此执著地要让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呢？据本刊记者调查，这其中还有另一层原因。
2009年年中，广州市已经传出许多“城中村”面临拆迁的消息。在冼村，有关部门派出的一批人员开始深入村屋摸查情况、测量房屋以及阳台、飘台的面积。“都已经传了很久了，看样子广州市这回要动真格了！”村民们心里都在嘀咕着，顿时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冼村村民一般分为三类人群，一类是外出工作或经商，这些人的收入高，生活殷实；另一类是自己空置的房屋出租，这些人的收入稳定，生活也不错；第三类是年老体迈或者是临时工，缺乏稳定的工作收入，基本依赖村集体的股份分红。“‘城中村’拆迁对第三类人群的心理打击最大”。一位退休的村干部分析说道。
那一阵子，村民老卢接连几天都没睡好，随着自己年近60岁，很多活已经干不了了，又没有空屋出租，常年来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在村里的股份分红。然而一想到分红，不禁唉声叹气起来---他在冼村里虽然算是“顶股”(40股以上，属股份较多的村民)，但是每股的分红10多年都没有变，300元一股，一年才能分红12000多元，加上自己的小孩5股(1500元)，折算每个月一家的生活费只有11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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