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反对”的钱伟长
钱伟长逝世，带走了科学家可以成为青春偶像的时代。人们感叹这个时代再没有“巨人”，但谁会探究，还有多少人能够为了忠于理性与国家利益，不人云亦云、不口是心非、不顾及私利，直至献出自己的声誉、前途甚至人身自由？
记者/黄 祺
最后一位科学偶像
钱伟长先生仙逝第二天，卖花小贩老纪，批来了一大筐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用自行车载着来到上海大学延长校区的校门口。生意开张之前，他领着10岁的儿子捧了一束菊花，到乐乎楼上海大学设立的悼念灵堂，去拜献钱老先生。“去之前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定要在钱先生面前许个愿，保佑你多读书。”老纪不过是个卖花的小贩，没读多少书，但钱伟长的名字在他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心里，无比神圣。“钱先生啊，大学问家，跟孔老夫子是一样的。”上海近40度的高温，老纪的花没卖出多少，但他还是耐心地等在校门口。“来的人肯定不会少，我在这里卖点菊花，来悼念的人也能方便些。”
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8岁。随着他的离去，上世纪50年代被周恩来命名的“三钱”都已离世，一个科学家可以成为大众偶像的时代，也就此终结。
如果不是逝世的消息传出，居住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附近的居民很少知道，他们与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领导人为邻已经有20多年。上海大学乐乎楼，是钱伟长1983年从北京迁居上海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居住的地方，在这座闹中取静的小楼内，钱伟长度过了20多年的岁月，他以“终身校长”的身份，在这座小楼中走完自己跌宕艰辛但又无比辉煌的人生。
对于年纪在40多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三钱”就是科学家的同义词，这个称谓的得来，与钱伟长对中国科研事业最大的贡献之一有关。1955年到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更是一张白纸。有限的国力必须投入到急需的科研项目上，因此，党中央要求制定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启动中国的科研事业。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后，600多位专家学者确定了57项科研规划，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项任务中再找出特别紧迫需要国务院支持的任务。为此，规划小组组建了“紧急措施小组”讨论，最后提出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6项课题。事实上，这6项重点工作，为后来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紧急措施小组”中，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人，在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三钱”的贡献，从此，“三钱”成为科技明星，受到那个年代青少年的仰慕和崇拜。
事实上，后来“两弹一星”成功实现的基础，与钱伟长有着直接的关系。钱学森与钱伟长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来两人又一起筹办力学研究班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这两个举措为“两弹一星”的研制，输送了大量的科研人才。
从1946年留学回国到被命名为“三钱”的这10年，是钱伟长年富力壮、春风得意的10年，他从一个青年学者，成长为影响国家政策的著名科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这期间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对教育方针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的直言不讳，也招致了此后的人生厄运，在长达20多年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钱伟长不仅失去了政治上权利，也失去了科研上的自由。直到1980年，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得到“平反”的人，他才最终走出人生的低谷。
1983年，钱伟长离开让他爱恨纠葛的北京，来到上海履新，担任当时上海工业大学、现在的上海大学校长。在上海度过的这段晚年时光，钱伟长再次迎来事业的高峰，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之余，他管理着上海大学的科研、教学和发展规划，让一所曾经以上海生源为主的工科地方小院校，发展成为今天实力迅速增强的综合性重点高校。除此之外，他还招收研究生，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应用型人才。钱伟长的威望在最后的20多年重新受到尊重，在乐乎楼二楼的会客厅里，上海市历任重要领导，都要来看望钱老先生，而教育系统的官员在见到钱伟长时更是又爱又怕，因为他对教育体制的评说，常常不留情面。
上海大学的师生最后一次见到钱伟长校长，是在2006年的春季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上，在此之前，他经常在学生军训开营仪式等学校活动上露面，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钱伟长最喜欢与学生和老师在一起。
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1977年第一次接触钱伟长先生，后来几十年成为钱伟长的下属和忘年之交。在戴世强教授看来，晚年的钱伟长，不再像年轻时代一样锋芒毕露，但人生的信念却丝毫没有改变。“他最喜欢跟学生谈爱国，跟老师讲创新。”
“愤青”时代
也许是书香门第的成长环境，塑造了钱伟长桀骜不驯的性格。江苏无锡鸿声里七房桥村(现属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鸿山镇)钱家，历代受到街坊四邻的尊重，因为这家人知书达理，走出不少名士大家。钱伟长父亲钱挚早年热心办学，39岁英年早逝。父亲去世后，钱伟长深受四叔、著名学者钱穆影响，饱读经史国学。
可以想见，浸染诗书的家庭环境，让钱伟长生就执著而理想主义的性格。1931年，钱伟长同时考中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最后他听从钱穆的指导，到清华求学。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访谈中，钱伟长自称物理成绩很差，只考5分。但据原上海大学校办主任、众多钱伟长研究著作的作者曾文彪介绍，钱伟长自幼理科不如文科是事实，但5分之说可能有些夸张。戴世强教授也认为，可能由于高龄后记忆力衰退的原因，钱伟长说自己的数理化成绩只有25分，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不过，钱先生年轻时最为擅长的学科，的确在文史。
在钱伟长正要进入清华攻读历史系的第三天，“九一八”事件爆发。“蒋介石叫张学良不要抵抗，人家日本人有飞机大炮。我一听就火了，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钱伟长在一次访谈中这样回忆自己改专业的原因。年轻气盛的钱伟长，在对物理系系主任吴有训一番软磨硬泡之后，终于获得进入物理系学习的机会，走上自然科学研究之路。从此以后，钱伟长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危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9年，钱伟长考取第七届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但因为英国战事爆发，留学目的地改为加拿大。在获得加拿大留学签证后，钱伟长等21名留学生发现，他们的护照上有日本签证，赴加途中需要停留日本。在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国难之下，21个豪情满怀的年轻人，愤怒地将护照撕毁扔到了黄浦江中。据戴世强教授考证，在这起撕毁护照的事件中，带头的其实就是钱伟长。“这样的举动，跟钱伟长的性格是相符的。”
在今天注重个人前途的人们看来，当时钱伟长们的举动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那时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实践着与祖国同命运的誓言。钱伟长的留学之旅，第三次才得以成行，一行21人带着强烈的报国热情踏上留学之路。据戴世强教授转述的一个说法，21人登上轮船后，大家立下豪言：只要是我们学成的专业，以后中国再也不需要派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习。
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三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英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辛格教授，1943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经辛格教授的推荐，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担任工程师，并与冯·卡门合著重要的学术论文，冯·卡门被誉为“世界航空航天之父”。在美国期间，钱伟长获得了学术上的丰收，并奠定了在世界应用数学和力学界的权威地位。
不过，钱伟长还是选择了回国。1946年，战乱尚未平息，尽管应聘于清华大学，生活还是十分艰辛。关于钱伟长回国的原因，报国情怀固然最为重要，但戴世强认为，钱伟长也有自己的“儿女情长”。“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对国内夫人和儿子的惦念，加快了钱伟长回国的步伐。
单纯的人与复杂的年代
对于清华大学的教育事业，钱伟长曾经踌躇满志。钱伟长接受西方严谨的理学教育，一切遵守客观和理性的标准，再加上他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不能容忍教育、科研中的种种谬误，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科研观。根据戴世强教授的调研，钱伟长当时提出最主要的三个观点是：主张教授治校、主张文理合校、反对全盘照搬苏联。曾文彪认为，除此之外，钱伟长还强调教师不仅要搞好教学工作，还要重视科研，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不是只学苏联，而是要博取众长。
钱伟长的这些观念，在今天已经被教育科研界广泛认可，也是世界各国科研教学的基本思路，但在当时，却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政策风向。他的言论被定性为“诋毁清华大学教育改革成果”，“企图把清华大学拉回到解放前通才教育的老路上去”。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受到批判，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正式宣布钱伟长为“右派分子”，开除了他除教授以外的所有职务。
“说钱伟长反苏联，真是冤枉了他。”戴世强教授说。在1950年代初，钱伟长作为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不仅不反对学习苏联，而且还积极组织教师学习俄语，了解苏联的教育情况。“他40多岁开始带头学习俄语，主持翻译苏联教材。”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钱伟长认为脱离中国实际，不加分析地学习照搬苏联，把专业分得过细，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观点与当时政策相悖，也与当时清华大学主要领导的主张冲突。在当时的“权威”看来，钱伟长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文革期间，这个老是投“反对票”的摘帽“右派”钱伟长，被送到首都特钢厂当炉前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关于这一段历史，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钱伟长讲述的语调并不沉重。作为接受改造的工人，钱伟长开始在工厂里搞技术革新，他满脑子的高深学问，被应用到工厂车间里。钱伟长描述说，他设计的一个装置，可以让炉前工的劳动省力不少，工人们都很欢迎。讲到这里，老先生一脸的得意。
尽管钱伟长自己没有强调那20多年的苦难，但作为一位尊崇理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在谬论流传的荒唐年月，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工厂的工人们回忆，工人师傅请钱伟长讲课，钱伟长感动得痛哭流涕，因为他在学校已经失去了自己钟爱的三尺讲台。
“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能上大学。”政治风波对家庭命运的影响，钱伟长只是这样简单地陈述。7月31日，记者在上海大学乐乎楼二楼，钱伟长先生的起居室走廊外，偶遇了赶来料理后事的钱先生儿子钱元凯。钱元凯先生普通退休职工模样，客气地与上海大学教师点头招呼。钱元凯是摄影界行家，与钱伟长先生一样，他对新生事物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也许是深受钱伟长先生影响，家人低调谨慎，不愿接受媒体采访。
到1979年，全国几十万“右派”得到改正，但直到1980年，终于等到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钱伟长才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得到“平反”的人。中央统战部为钱伟长平反以后，清华大学党委把平反通知送达他手中，已是在中央组织部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后。在当时受到政治打压的科学家中，钱伟长是“右派”帽子戴得最长的一个。“为什么钱伟长的平反通知，被压在学校领导的抽屉里那么久？”戴世强教授说，钱伟长的政治命运，是他的性格所致。“他是一个透明的人，他的所思所想都要说出来。”如此坦荡的性格，让钱伟长学不会阳奉阴违、趋炎附势，这样的人，注定了要在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尽管命运多舛，但钱伟长把简单执著的性格保持了一生，特别是到了晚年，身边人发现他简单得像一个孩子。“有一次我在旁边听钱先生讲话，他笑起来，那种纯真的笑容，只有在小孩子脸上才能看到。”曾文彪回忆说。
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从弃文学理、撕毁护照，到谏言教育、遭受打压，钱伟长的举动看上去非常“理想主义”，但事实上，钱伟长又是一个极为务实的人，在他晚年的治校观念和学术原则中，钱伟长强调的都是应用。
关于钱伟长的务实作风，他的学生周文波有着最深的体会。周文波现任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副总裁，原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国产盾构研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今天的周文波有着显赫的声誉，但20年前，他却在担心钱伟长先生是否会认他这个学生。
1981年高考落榜后，周文波进入隧道股份公司当工人，然后脱产读了职工大学。1990年，周文波拿着职工大学的学历，考取了钱伟长校长的硕士研究生。与周文波同届考取的同学，都是著名高校的免试直升高材生，在他们面前，周文波有点底气不足，害怕钱伟长会“嫌弃”他的学历。
“钱先生约我们几个到乐乎楼二楼见面，我当时非常紧张，一个是因为钱先生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遥不可及，是心中崇拜的大科学家，一个原因是害怕他不认我这个工人出身的学生。”周文波说，落座后，他不敢说话，直到钱伟长点名问他的经历。“我是隧道股份，做地铁的。”周文波说，听到这个介绍，钱先生很高兴，说：我不在乎你以前学什么，我讲究的是应用。
这一次谈话，重新塑造了周文波的自信心。在这以后的20年间，周文波越来越多地体会到钱伟长对应用的热衷。在国产盾构的开发上，钱伟长给予了很多的鼓励，他甚至直接向中央建议，支持国产盾构的研发。“我后来听学校人说，钱先生经常提到我，他很高兴他的学生在技术应用领域获得成功。”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校园里最醒目的位置，是一块刻有“自强不息”四个大字的石头，今天的人看多了各种口号，常常会漫不经心地在这句简单的校训前一晃而过。但对于钱伟长来说，为了实现这个毕生的愿望，他付出了太多太多。关于自己的这一生，钱伟长在电视访谈中说：“我不是党员，我是爱国的。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有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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