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军情局”的明枪暗箭
《环球人物》杂志驻台湾特约记者 韩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看过《羊城暗哨》、《黑三角》等影片的人，对“台湾特务”这个词应该不陌生。直到现在，翻拍的同名电视剧仍在向人们讲述着那个特殊年代情报战线的殊死较量。但热闹背后，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台湾特务”的“老家”——现在的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由于地位特殊、保密性强，“军情局”一直都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它的历史演变、人员构成、行动部署，以及对大陆的“工作”更是少有提及。最近，“军情局”被台湾媒体推上了风口浪尖，但起因不是工作出色，而是性丑闻。
丑闻不断
第一桩丑闻涉及婚外情。曾任职于“军情局”的黄姓将领，和57岁的女上校窦桂贞发生婚外情长达6年。黄妻向“军情局”、“国防部”申诉多次，并最终以妨害家庭罪，于今年7月6日将窦桂贞告上了法庭。
据调查，大约20年前，黄某和窦桂贞在“军情局”相识，两人在公务上往来密切，日久生情。2001年，黄某从“军情局”退休，窦桂贞也转到“军情局”所属的中共研究杂志社工作。2004年，他们开始同居，并对外宣称是夫妻。由于窦桂贞已经离婚，还带有两个孩子，她不断唆使黄某与其妻分手。黄妻忍无可忍，开始搜集他们的通奸证据。
然而，由于当事人身份特殊，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个简单的丑闻却牵扯出了一个泄露军机案。据称，窦桂贞1995年9月奉命受训，暂离“军情局”，却未将手上持有的重要机密文件办理交接，导致有3箱文件长期流落在外。后来，这些文件又被置放于时任“军情局”处长的黄某办公室，直到黄某退休。当局清查时发现，其中居然有被列为“极机密”、“机密”的专案文件。目前，台湾板桥地方法院已经对此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如果说这桩丑闻涉及的还是退役军官的话，那么，今年5月发生的另一桩丑闻却让台湾上下大跌眼镜。5月26日，台“军情局第五处”派人前往大小金门进行三天两夜的考察，但仅有不足一天的时间座谈与交流，考察组其余时间都在公费旅游与享受。报道称，其中一位上校吃饭时，借着酒意对身边的女军官搭肩搂腰，完全无视女军官的躲闪。结果一上班，女军官就向上级投诉。后来，受害女军官被调往其他单位，上校办理了休假。
内斗不止
丑闻归丑闻，“军情局”也有名声显赫的历史。其前身曾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大名鼎鼎的“军统”。1941年，“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变身“国防部第二厅”。1954年，又更名为“国防部情报局”。目前的“军情局”是1985年由原来的“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而成，隶属于“国防部参谋本部”，由“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所搜集的情报，主要供台当局“国防部”和“参谋总部”使用。
据了解，“军情局”根据实际任务需要，设有处、室、组等，下设7个处、1个情报研究中心和1个秘密交通中心，以及大陆情报组、特种情报组、特种通讯组、电讯技术室等。
“军情局”现任局长张戡平，原本是个十足的“门外汉”。他2009年上任，曾任陆军独立51旅旅长、“总统府”警卫室主任、北部地区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后备司令部副司令等职。不过，他与军情系统毫无渊源，让他来“情报界”当“老大”，军方内部的解释是，“政府方面”要派一个信任的人，对军情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张戡平的任命的确与“军情局”内斗有关。2008年3月，空军出身的葛广明接任“军情局”局长。由于不是“军情局”出身，他被局内视为“外人”。葛广明一直想排除反己势力，和时任副局长的刘本善关系紧张，发生了“老大与老二斗”的丑闻。2009年3月，葛广明被扳倒，并在今年年初以涉嫌贪渎罪被羁押。因此，也有人说，“上面”派张戡平来“军情局”，是希望他能收拾一下这个烂摊子。
“军情局”不仅内斗，也参与岛内政治斗争。“军情局”退役上校庞大为前不久在香港出版新书称，自己家里的电话也被“军情局”监听骚扰。尤其在2004年连战、宋楚瑜参选正、副“总统”期间，“军情局”的监听更是无处不在。连战打高尔夫，宋楚瑜打麻将，都被陈水扁掌握得清清楚楚。连、宋竞选总部有什么人，如何操作，“军情局”也是了如指掌。
“六大计划”直指大陆
当然，“军情局”的主要目标，还是针对大陆。其任务包括：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并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对大陆军队进行策反和军事“攻心”。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搜集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1955年，“军情局”的前身“情报局”曾组织一个名为“求爱”的5人行动小组，策划了企图谋杀周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1984年，“情报局”指使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刺杀了《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再次受到“举世瞩目”……
“军情局”组建后，推动针对大陆的“六大计划”，千方百计直接搜集大陆情报。这“六大计划”的代号分别为：“夏阳”、“黎明”、“先基”、“晨曦”、“春风”和“复华”，其中有些方案已经秘密执行多年。
具体来说，“夏阳”计划指的是在大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9类重要战略目标中，积极发展情报组织。该计划明确列出20个优先发展情报力量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等。
“黎明”计划，主要是针对两岸发生冲突时，如何为台军特种部队发动反制攻击提供情报服务。该计划选择了大陆东南沿海，包括舟山、汕头、厦门等9地作为台军突击的主要目标，搜集这些地区的陆地和水文资料，以备台军登陆作战之用。
“先基”计划，是指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导弹阵地、雷达场站、指挥中心、通信枢纽、军港以及机场等6种主要军事目标区的侦察，搜集“预警性军事情报”。
“晨曦”计划、“春风”计划、“复华”计划也涉及在大陆进行潜伏、策反、人员培训等活动。
一个特务的悲惨命运
为了对大陆开展“工作”，“军情局”也是煞费苦心。据了解，“军情局”经常收买小本经营或生意上有困难的台商做特务。因为这些人为使生意起死回生，往往愿意铤而走险。他们通常被培训7天到10天，就被安排工作。
姜建国就是一个被威逼利诱的典型。现年74岁的姜建国是上海人，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1981年，姜建国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携妻女来到香港，成为一名拥有百万家产的商人。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不料，台湾当局将他的货物全部扣押。
突然的变故很可能让姜建国倾家荡产。他火速赶往台湾，找到当地的一个朋友。朋友向他引荐了在海关工作的沈先生，沈先生答应归还他的货物，但有个先决条件：“你参加国民党吧，那样我方便给你疏通。”姜建国当时想，只要能拿回东西，管他参加什么党。但他万万没想到，沈先生并不是什么海关工作人员，而是台湾“军情局”军官。对方进一步提出让他为“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将被全部充公。当时的情势不容姜建国深思，他只能答应。
姜建国说：“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里看到了蒋经国的画像。我对着他宣誓——忠心参与中华民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忠于三民主义，绝不反叛，如果我对党国不诚不义，愿受严厉惩处，包括家属。”
此时，对间谍工作一无所知的姜建国才隐约感觉到了一丝危险。对方安慰他，给他的任务不过是在香港做简单的牵线搭桥工作。身不由己的姜建国只好开始接受“军情局”对他为期7天的特务培训：“每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到10点，我都要注意收听广播。当时，我的代号是5331，我还有一本专门破译密码广播的书。他们会让电台播三遍，‘5331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对你讲话，请记录，1034、5678、3365、0533。’一般来说，每组数字报两遍。前两个字母代表书的第几页，后两个代表第几行的第几个字。如0533就是，第五页第三行的第三个字。”
短期的突击培训后，姜建国正式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台湾当局将蚕丝还给了他，并委任他为中校处长，每月发给他960美元的薪水。不久，姜建国返回香港，并从上级那里领到了第一个任务：携带大量的反共传单，潜入大陆散发。接到指令后，姜建国如坐针毡，他不敢将这一切告诉家人。但最终，他绞尽脑汁、精心准备，以香港游客的身份潜入内地。没想到，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
1986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故乡上海。这时，他仍为“军情局”效力。姜建国在承建上海码头工程时，窃取了大量机要图纸。同年，姜建国又来到大连，这回，他绝想不到自己的一切行踪都已在大陆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下。在大连期间，姜建国到大连军港游览，刚一出港，即被国家安全局捕获。他仅一年多的特务生涯戛然而止。
姜建国入狱之后，在香港的妻子不肯原谅他，将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出狱后，姜建国在香港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此时，他能想到的就是去找台湾当局。2002年，姜建国终于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他的身份，却没有给他任何补偿。姜建国后来在香港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和拾荒度日。
对大陆“工作”代价不小
实际上，“军情局”对自己人“见死不救”的事情时有发生。2004年1月，多名为“军情局”充当特务的台商在大陆被捕，结果，“军情局”根本不承认他们的身份，并一再宣称跟“军情局”没关系。2004年4月，曾被“军情局”命名为“国府001号情报员”的老牌特务张志鹏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控诉“军情局”过河拆桥，不顾其死活。
“军情局”对特务绝情是出了名的，他们甚至会把活人说成死人。对待被逮捕的特务，不仅会立刻宣布其“死亡”，而且还会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出狱后回台湾。1982年，因在大陆从事特务活动而被捕的台“军情局”情报员李俊敏，在2006年10月经多次减刑后即将被释放，大陆方面通知李俊敏的家人尽快向台有关部门申请，以便把李俊敏接回家。家人马上与“军情局”联系，不料被告知，早在1999年底，“军情局”就以“执行作战任务死亡”为由，为其办理了“死亡”手续，还注销了其在台湾的户籍。几经周折，“军情局”才让李俊敏“活”了过来。
自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已有3000多名“军情局”特务“以身殉职”，为台湾当局写下了一部特工血泪史。仅2002年，就有至少20人“移民”，失去了联络，其中5人被当地逮捕。2004年与2006年，大陆又破获了多起台湾间谍案。台湾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务”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每次行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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