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北京图博会热点直击
中国文化如何输出
图博会是另一种民族养分，以书展为契机进一步打开了国民的国际视野，增强阅读意识。
推动中华文明在国际的传播。“把世界的图书引进中国，让中国的图书走向世界”。
2010年8月30日至9月3日，北京第17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召开，其中，如何面向未来，如何对外输出中国文化，是本次图博会的重要主题，数字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
法治周末记者 邬蕾
北京第17届国际图书博览会来了，出版人沈浩波在国展附近喝了一下午茶。
虽然没有实地观光图博会，但面对着一个好的交流平台和商业契机，沈浩波没有闲着。借着喝茶的机会，他和一些来自港澳台以及国外的出版商“交流一下以便进一步合作”。
2010年8月30日到9月3日，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周围车水马龙。1841家中外出版机构、1000多场文化活动、20万种精品图书和各国书商，图博会盛装开幕。
相比沈浩波仅在会场外围喝了喝茶，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对图博会热情不减，他年年都参加，“图博会较以往没什么大的变化，是中国出版业的成果展，出版界同仁一年一次的聚会，具体的业务都是在私底下谈的”。
本届图博会，数字出版业成为最大亮点。而主宾国印度展馆和首次亮相的中国作家馆也成为众人关注的亮点。而给蒋浩最大的感受是，国家出版业从从前的重视引进转为更重视输出了。
热点一：电子出版元年
白色简洁素雅的外观，灵巧的身躯，背部磨砂式的质感，捧在手中，若不知情，真以为捧着一本传统纸质的书籍。这是盛大新推出的一款叫“Bambook”的电子阅读器。
《法治周末》记者在传说中的“数字出版展区”大开眼界，手持阅读器、可听图书、数字化印刷设备、在线工具书、手机报等产品让人应接不暇。2010年不愧是中国电子书元年。
记者通过按上下两个翻动键翻动着“Bambook”的页面，里面储存着盛大文学诸多的网络原创作品，比如《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盛大创意院的测试人员指着电子书顶部的无线网络开关说：“这个可无线上网，与盛大文学云中书城实现无缝对接，随时可上网更新作品。”
据他介绍，“Bambook”的名称源于“bamboo”和“book”，是“竹”和“书”的意思，竹的发展演变是中国文学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代表符号。从竹简到纸，再到今日电子纸的演变发展，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
盛大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组织了上百人的研发团队。110万的原创作家团队和300万册的书库，给电子书提供了强大后台支持。
除了太阳能充电、低廉的价格以及强大的后台书库支撑外，也将改变一个人阅读的现状，使“阅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性的互动”。就像豆瓣小组一样，产品主界面的右下角有“关注和被关注的人”，“谁读过这本书”这样以书会友社交圈的设计。按字数灵活付费，使人们可以只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的章节。
中国出版集团展示了一款数字化印刷设备，一本350页的书，从印刷到装订完毕仅需数分钟；方正集团推出的番薯网云阅读平台，可为用户提供搜索、阅读、购买等综合性服务；中国知网推出了数字“农家书屋”，以个性化知识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随着电子阅读器市场的火爆，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投身电子阅读器产业。电子阅读器成为图博会上的另一亮点，汉王、盛大等数字出版企业竞相展示电子阅读器的新性能。
作为法律图书的资深出版人，蒋浩认为法律较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更适合也会更快走数字出版的道路。法律立、令、改、废频繁，书越出越厚也越来越贵，加上可读性不强，更适合检索，互联网已经占用人们绝大部分时间和资源，这些原因特别适应数字出版的特点。
另外，外文局信息中心的研发人员王佳鑫说，在数字产品的调研中发现，中老年读者还是倾向于传统纸质出版物，“他们觉得数字出版物书不像书了”。
蒋浩本人平时也倾向纸质图书的阅读习惯，“纸质书籍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会与数字出版物并存”。他表示，如果时机成熟，也想追赶潮流尝试下数字阅读，但是“数字出版终端太多、太混乱，法律书籍要找到合适自己的终端设备”。
热点二：被遗忘的印度
印度展区基本上占领了展区二层的大半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
外观以传统草屋为原型，名为“充满无限可能的庭院”。展区中布置了佛教、泰戈尔、尼赫鲁3个主题展。据悉，本次图博会主宾国本为墨西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放弃参展，最终花落印度。
陆陆续续有些黑皮肤的印度人来，带着有腔调的英语，但是更多的是中国出版商和观众。NBT带来的宣传材料已经发完了。
NBT是印度唯一的国营出版单位：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National Book Trust India)，在整个展区中部。两边是印度一些私营出版公司。
“印度一直走市场化出版道路。国内多于30种语言，出版物语言虽很复杂，但内容上具有普适性。”本次展会的负责人Kuma ViKram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印度出版业发展很快，女性作家也积极出版自己的作品。
“这次展示的主要有印地语、孟加拉语、沃尔多语、英语，NBT出版超过28种语言的书。”展区工作人员李林栖补充说。
三个展区的内涵与中印两国古老文明颇有关联：中间道路是由佛祖释迦牟尼提出的，佛教是联系印度和中国的文化纽带；泰戈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他认为不要引起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任首相，是中印关系的见证者。这些观点都与“中庸”、“中间”有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
然而，有趣的是，作为同样拥有古老文明的两个邻国，中国与印度始终处于对方的出版物市场之外。
Kuma ViKram来中国以后发现，中国并不了解印度在流行什么，哪个作家最受欢迎。同样，印度人虽然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中国的出版物很罕见，印度人分不清清朝和明朝。本土关于中国的书很多都是美国人写的”。
书评人范典正在写一篇关于《印度之恋》的评论，只不过，该书
作者是英国人。“从市面出版物上很难看到印度作家写印度”。
范典表示，即使是世界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也是经过流亡海外，进入英美主流文明才得以为世人所知。
“小民族出来的作家写作更为艰难，因为只有足够优秀，能够超越本土和小民族的局限性才能引起大民族文学的注意力。”书评人思郁说，相对于欧美主流文化，中国与印度文化其实都被边缘化了。
这是造成中国和印度的文学都不为对方所知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虽然是两个拥有古老文明的邻国，但是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都效仿西方模式，对本土文化有所忽略，思郁说，文化隔阂中间的成因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他对中印两国文化的前景基本表示乐观。“两个同样拥有优秀文明的古国也可能拥有一种天生傲慢，但他们未必会被入侵的欧美文化所占领，只是需要时间来消化和包容”。
KumaViKram说，“人们在讨论哪个国家最强大的时候，大家都说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均等就会反映在文化上的不均等”。印度同中国一样，本土的出版物输出明显低于输入。因此NBT不断参加国际上的书展，主动向西方输出印度的文化产品，竭力弥补文化上的不平等。
如今他们来到了中国，展览可以激发中国出版商以及作家对于印度文化的兴趣，帮助印度出版的图书进入中国。
印度以越来越明显的“走进来”的决心和一系列活动，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诚意和敬意。
首先，图博会期间，有20位印度本土当代知名作家将在作家交流区，围绕作品举办一系列的讲座活动。“如果没有这次书展的专门安排，印度作家难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
随后，NBT还联合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举办印中出版商圆桌会议，18位印度出版商和10位中国出版商受邀参加3次主题研讨。他们将就合作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民族出版社在展会现场和KumaViKram达成了作家互换协议。即：民族出版社给出5位中国著名作家的传记，NBT也相应提供5位印度知名作家的履历表，双方先对对方的作家有大致了解，期待进一步合作。
热点三：尴尬的170：5
在数字出版展区，沈浩波可以作为一名出版商人和读者，但在中国作家馆，他作为一名诗人作家的身份也许更合适。
在图博会前夕，就有媒体大力宣传，图博会上中国作家馆将首次亮相。
“中国作家馆给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推广到国外的平台。”沈浩波说，“中国的文学作品输出少是因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还是欧美文化，汉文化处在边缘。”但他坚信世界会越来越平。
中国作家携作品以整体形象出现，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将直接面对世界读者和出版商，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认为，这是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方式。
除了展示作品，中国作协还召集刘庆邦等10位作家举行“回顾与展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座谈会。
会上，何建明指出，国内5年当中翻译了170部外国文学作品，然而中国作家翻译到国际上的只有5部，“170比5，反差是巨大的”。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多种语言介绍到国外，作品中小说占70%。铁凝、王蒙、王安忆等人的被译介作品，达到10种以上，中国作家馆展出的700多种对外译介文学作品中，涉及中国当代作家有100余位。
但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的调研员赵贵志说：“据统计，出版业去年进口量是出口量的十倍。”
造成引进、输出悬殊巨大的原因之一是翻译问题。“翻译是非常重要的瓶颈，翻译又是一种比较昂贵的投资，尤其是比较好的翻译”。
作家刘庆邦认为，每个人写作带着他自己的气息和个人气质，味道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翻译家不能代替作者来呼吸。他拿《红楼梦》举例，译成外文后总觉得少了些味道，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亦如此。
中国作家的创作内容也影响着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何建明说，外国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反映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作品和风土人情的作品较多，而当代作家的作品比较少。
蒋浩则认为之所以法律书籍输出少：一是中国法律制度落后。再者就是翻译问题。
针对语言障碍影响输出，中国作家馆负责人董汶举例：“一位西班牙出版商要我们推荐已有英文译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因为‘看不懂’中文。青年作家译成外文的作品极少，中老年作家居多。”外文局事业发展部的张健一语中的：“这是国外市场对中国图书需求太少导致的。”
译文出版社的总编办公室主任顾生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为了解决输出少的情况，应该主动输出。首先，将汉语词典翻译成各种语言输出到国外，从基本语言障碍方面着手。为了更适应外国人阅读的习惯，有时会与国外出版商共同来做选题。而且我们会去国际书展，带去中国的图书，与国外出版商交流。”
作为中国作家馆的具体承办方，作家出版社的主任编辑王宝生表示，中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较少被翻译推介到国外，这是中国图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度以及向国外推荐力度薄弱导致的，翻译障碍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看来，中国的文学作品要想大量走出去，如王宝生所言，“除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和补贴外，还需要有经得起考验的国际化、全人类的作品，出版商要有一双慧眼识别并向国外推介”。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