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击裸官
中国每个省有将近4万裸官，他们15年间侵吞、携带出境的资金高达一万亿元以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单项推进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全面监管才是惩治裸官的有力手段
文｜《小康》记者 李秀江 北京报道
“董跃进—正处级—妻儿移居美国—挪用公款5.8亿。”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勾画出一个典型的“裸官”贪腐样本。
今年7月28日，北京市最大的挪用公款案在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是妻儿移居美国的正处级“裸官”，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挪用公款5.8亿元，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57万余元。
就在3天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中央为监管“裸官”发布的最高级别文件。
而不到一个月前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事项。
对“裸官”的监管，其实质本是官员财产的申报，“由于监管目标更为具体，相比之下应该比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单项推进更有效力。”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腐专家如是说。
“裸官”疯狂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2003年逃往美国，涉案金额超过两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开平支行高管余振东等侵占资金4.83亿美元之后出逃美国；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潜逃加拿大卷走10亿元人民币之巨……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之后，涉案的都是“裸官”。裸体官员是深圳市委市政府2009年11月25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的新概念，目的是加强官员的有效管理和廉政监督，成功阻止国内或某些外派机构的官员腐败犯罪后携巨款潜逃海外、逃避打击。如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自己在国内当官腐败、将家属移居海外，直至2008年6月被判刑，这种现象被称为“裸体做官”或“裸官”。
“祼官”贪腐已成为反腐肃贪领域的一大毒瘤。最新案例是今年3月25日，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出逃加拿大，卷走财产约5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一个地市级电信运营商一年的收入。
早在1997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其后也做过小的修改，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裸官”常常演变为“逃官”，《人民日报》曾报道称：我国自1992年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官员(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官员320人；副地厅级官员1920人；处级官员8250人；副处级官员11340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的资金高达一万亿元以上。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分析，由于“裸官”的配偶和子女移民国外，没有后顾之忧，一旦贪污腐败起来顾忌较少，每逢肃贪风声一紧，便有人闻风而逃往国外，这一现象如果得不到遏制，很容易被其他官员效仿，后果不堪设想。
让反腐专家们担忧的是，中国现在有118万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平均下来每个省有将近4万裸官，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计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而这还不是最新的统计数据。
今年2月，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这是“裸官”监管第一次作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对外公布。有专家表示，近年来贪官不断外逃，与国内反腐高压态势有关，而针对“裸官”这一特殊群体，必须关口前移，提前预防，此次中央加强针对“裸官”的监管，不失为目标明确、快速有效的反腐措施。
财产申报制推行乏力
每次有“裸官”敛财卷款外逃，都有网民质疑，他们涉案金额如此之巨，妻儿又早已迁居国外，预防腐败、严控“祼官”的制度为什么屡屡失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出逃法国不归后，其腐败问题才被发现。
“这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监管部门并未掌握其家庭成员和财产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分析称，对“裸官”的监管，其实质仍然是官员财产的申报、公开与内部制度建设。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乏力，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障碍。
其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并不是新名词，2001年，我国计划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搁置下来。
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开始试行此制度，并在网上公开干部的财产情况。后据有关部门调查，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干部比例高达70%以上，同时，在其他地区推行这项制度也都不顺利，财产公示在中国全面推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专家表示，干部财产公示涉及面很广，比如金融实名、现金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因有很多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操作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有些贪官通过朋友收受贿赂，贿款并不存在自己名下，然后再通过一些非法机构转移财产，就很难被发现。
2008年在法国考察期间故意失踪至今不归的杨湘洪，就很少直接收受钱物，多是在他妻子游捷的授意下，把钱打到其他人的卡上。一位陈姓房地产开发商的银行卡，就曾为游捷收受贿款近2000万元人民币。杨湘洪出逃后，央行反洗钱局曾监控到一笔2000多万元的出境可疑资金，可能与杨湘洪之妻有关，但这笔资金又不在他们的名下。
“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乏力，要从客观现实去理解。”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单项推进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尽管在短期内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无法全面推行，但此次中央出台文件，对领导干部个人报告事项范围的不断扩大，可以视为向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又迈出了实质的一步。”
跨国追逃难题未解
据了解，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是贪腐“裸官”外逃的首选之地，他们钻了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有部分外逃贪官被引渡回国。但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没有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全球追逃贪官仍面临着许多困难。
“裸体做官”是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我国在司法引渡方面与国际水平尚未完全接轨，在国际引渡合作中一直存在着司法理念方面的种种差异。”林喆介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规定政治犯罪、死刑犯等不引渡，不遣返。一些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的贪官，一旦案发受审，在国内可能会被判死行。如果成功出逃，即便在国外被抓，引渡回来则可免于一死，这在客观上减小了贪官的犯罪成本，增加了他们的侥幸心理。
“能否追回流失的国家财产同样是个问题，举证、判断财产的属性等，都很复杂。”林喆介绍说，根据国际上规定的返还资产原则，只要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证明这笔资产是我国所有，由腐败分子通过犯罪取得的国有资产就有可能被追回，但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2005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前已与数十个国家建立引渡协议，“追逃毕竟是事后的补救措施，引渡一名贪官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只有尽快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善和健全贪官外逃预警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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