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对，。
记者：这地反正都已经圈好了。
维修工：就是它已经规划好了，跟政府已经协商好了。
记者：他怎么能拿下这么大一片地？
维修工：人家那个老板大呗。
京津新城的标志性建筑，凯越大酒店，拥有700多个房价，开业三年了入住率却一直不超过15%，酒店开业一天就亏损一天，由于疏于维护，酒店的外立面显得有些破旧，裸露的雕塑也锈迹斑斑，酒店前的这个大型喷泉因为太久没有使用，已经长起了野草。
落日余晖中，京津新城显得更加冷清，打造生态卫星城的牌子伫立在大门口，但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门里，却是一片空城。
一个个的空城已经出现，但是造城者的热情却并没有减退，在天津，一个叫“星耀五洲”的项目计划占地4100亩，在7000亩水面周边建设约300万平方米的建筑，计划将五大地块，设计为功能多样、个性鲜明的五大洲板块，并分别以亚洲、欧洲、北美洲、南极洲、大洋洲、非洲、南极洲各自的建筑特色、地域文化、景观名胜及风土人情来定位和设计；
在天津蓟县金碧天下、锦绣香江等一个个超级大盘也在紧锣密鼓的施工；
天津中新生态城，刚刚进入启动期，不少外资地产商如韩国的三星、马来西亚房地差巨头——双威城、台湾最大房地产商——远雄房地产、以及国内一些一线的开发商已经争先恐后在这里抢滩，而这些项目动辄就占地几十公顷。
我们看到的这些楼盘，规模一个比一个大，描绘的蓝图一个比一个美妙，但结果却造出了越来越大的空城。它们给房地产市场和地区经济带来的究竟是福是祸？城市发展中如何才能避免不断上演空城计？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记者：这种此起彼伏的造城运动，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所副所长 张险峰说：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有这样一种开发土地的冲动， 地方政府往往他的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来源来自于土地收益，同时也有开发企业从中的运作，实际上开发企业毫无疑问，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记者：造城运动催生了一座又一座的空城，这些空城会给当地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险峰：从短期来讲，我觉得肯定是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毫无疑问，因为它毕竟从土地财政上，它可以解决一部分城市的收益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讲的话， (会)为城市带来很大的泡沫，也就是造成了很多的空城，没有人住，我想这个泡沫是有很大的杀伤力，尤其对城市的管理，城市的财政负担来讲，我想这是长期，很多的地方政府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所副所长 张险峰：基本上还是寅吃卯粮，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为下一届政府，为再下一届政府，为自己的子女后代会留下什么，他会长时间养活这个东西，如果在我们目前税收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的话，他会背很长一段时间的包袱，所以我想这个包袱谁去背，他自然会转移到其它纳税人，纳税企业身上。
记者：这些空城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呢？
张险峰：我觉得暴露出来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可能我们还是对土地的监管，可能还是有一些失序的，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土地的监察和土地的使用等等各方面，都会存在很多的不到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自然就会有很多地方在钻这个土地的空子。第二我觉得是从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上也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地方的话，一个是靠经济指标，一个是靠拉大城市规模，壮大城市的经济总量，这样的话一方面它从政府的业绩考核上，它可以更有利，另外一个它从城市的竞争力上来看，它也是更加有利，有利于自己，这样的话这些资金就变成了千军万马，都杀入到房地产这样一个领域，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房地产带起更多的泡沫，
记者：如何避免类似的空城继续出现呢？
张险峰：我想第一的话，还是应该从我们政府的角度，我们应该转变一种观念，也就是说我们长期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是更重要的。而短期的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发展，只能是有利于一时，而不会有利于一世，应该去转变一种观念，真正地使新城能够为我这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城镇化，包括我健康的房地产发展去服务，而不是从短期的经济获取效益上，或者是满足某一方面片面的市场需求，或者是资金需求，单方面地去考虑问题，我想这都是不足可取的。第二个我想从加大土地和城市规划管理力度上，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加强，需要完善，不是说把某一类型的土地投放过量，挤占了其它土地需要的资源，比如说经济住房，比如说幼儿园，中小学、医院、养老院这些，那么我想这些如果要是被挤占的话，那这个社会肯定也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张险峰：第三，我觉得从地方政府业绩考核和绩效考核这方面，我觉得也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去思考你的发展模式，而不光是为GDP做贡献，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地方政府应该从经济、社会、环境，甚至文化保护，方方面面去考核一个地方的首长，他是不是称职，他有没有做好这些，我想这个比单纯考核GDP更重要。
英国曾经建设过三代卫星城：建设第一代卫星城，是为了解决二战后居民的住房问题，第二代卫星城是在英国出现婴儿潮后，人口激增而建立的新城，但这些新城都只是是为了解决居住问题，没有产业，也不能提供就业和社会服务，最终变成了卧城、死城，而且导致了“钟摆式”的交通，并不能缓解大城市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城市病”的出现。但第三代卫星城却成功的缓解了“城市病”。
记者：国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许多卫星城，那么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的呢？
张险峰：比如说新城，第一它从大的定位上，它就应该是为这种主城区来负担很多的这种功能，不光是居住，包括就业，包括商业、文化、娱乐，同时也包括其它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职能，比如说空港、海港，包括一些高铁枢纽，包括一些物流、仓储等等这些，我想在外围的建设中，它必须来结合这些功能来共同打造，使外围地区能够真正形成有居住，有生活，有配套，同时还有就业，这样一种非常综合的这样一些新城。
半小时观察：荒诞的空城计是对房产政策的严峻拷问
有句话大家很熟悉，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不过，今天看到这么多环境优良、规模巨大的住宅小区变成白天没人、晚上没灯的空城，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资源放错了地方也就变成了垃圾。和普通的生活工业垃圾污染环境不同，这一座座空城因为土地、资金资源配置错误就像是一个个巨大的垃圾堆，它污染的是我们的经济环境，伤害的是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一轮轮房地产开发热以及由此掀起的炒房潮，推动房价不断飙升，真正需要住房的人买不起房买不到房，没有住房需求的人却买了大量的可能永远都不会去住的房子。这场只能是少数人获利的金钱游戏留下了种种社会问题：大量买不起房的人对社会失望抱怨，大片空置房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巨大的楼市泡沫不断积累着金融风险，而这个少数人的游戏最终要靠全社会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埋单。那些还在位房子奔波的人们可能很难想像在他们的城市里矗立着一座座空城，这个事实既荒诞又令人心酸，它是对我们房产制度的严峻拷问。但愿这个问题能够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亡羊补牢，时犹未晚。(主编：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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