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马扬 贺占军 章苒) “就是这3栋楼，明年就能用了。”看着眼前正在建设的大楼，高云斌挥动着粗糙的大手，提高了嗓门。在他看来，通过民主恳谈的方式，在2010年的镇财政预算中争取到1000多万，为“温峤镇第二小学”建这几栋教学楼，是非常值得一说的事情。
43岁的高云斌是温岭市温峤镇的人大代表，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今年1月，在温峤镇2010年政府财政预算听证会上，高云斌和其他多位普通选民一起，动用自己参与财政预算修改的权利，成功说服镇里压缩公路建设费用，加大对镇小学教学楼建设、社会治安治理和当地垃圾处理的投入。
“8600多万财政预算，以前只知道大数，但不清楚具体用哪了，这次一公开就都明白了。”高云斌说。
事实上，在温岭这个常住人口116万的中国东部小城，类似的政府预算听证会遍及各乡镇。普通选民不仅有权问政府：你是怎么花我的钱的？这些钱都是为我花的吗？还可对政府的预算开支进行修改。
多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民主实践：引入民主恳谈方式，让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修改和监督，实行工资协商。
记者走进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的办公室，迎面就看到一张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价表，上面写着6大工种70个工序的2010年度计件工资。
“这些数字每年都会变化，都是工人与老板协商后的结果。”陈福清说，工价协商的结果，直接关系镇里万余名工人的切身利益。
2003年，新河镇为平息羊毛衫企业劳资纠纷，由陈福清挂帅成立羊毛衫行业工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此后7年时间里，陈福清带领行业的1.2万名职工与企业老板坚持不懈地进行工资谈判，结果是每年职工工资都有约10%的增长。
“最初，大家也不懂这有啥好处，结果几轮(谈判)下来发现，自己的工资就在这过程中涨上来了，”亲历了工资谈判的普通职工蒋满云说，“像我们电脑车间，去年织一片两色的毛衣是4角6分钱，今年经过协商，达到6角4分钱。”
自2007年开始，中国一些省市开始尝试学习温岭的做法。201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全力推动在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尤其要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党委、政府的推动很重要，给工人们撑腰，工人们说话的分量也就重了。”陈福清说，目前单个企业只是工资集体协商的第一步，要真正解决劳资问题，还要大力培养行业工会等第三方力量，形成工会与协会、员工和老板的平等对话。
在温岭市大溪镇河头村，有两件事被村民们津津乐道：村道硬化工程进行时，在村干部、村监会、村民代表组成的“监理队”的监督下，承包商拿出了最好的材料和最实在的服务；“监理队”采购的村标不仅让全村人满意，而且比预算节约了2万元。
如今在温岭各村村务的执行过程中，不仅有三方代表共同参与，还可以邀请精通某些业务的村民参加。从村级采购到工程监管、财务审报公开，大小的事务全不例外。自今年3月份以来，温岭各地共审核纠正不规范票据1892张，拒付不合理开支268.48万元，化解村级集体矛盾纠纷269起。
“人民的钱用的是否科学合理，让人民评判，这是历史潮流。”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指出，这种生长于基层的“草根”民主显示出其持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其中，政府是最有力的推手。
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各地已进行了民主的积极探索，让尽可能多的普通人参与到集体事务管理中。尤其在农村，越来越多农民开始参与“议事”，并对当选村干部进行有效监督。例如，重庆市农村实行村庄大事经党支部提议、村支“两委”商议、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三议”民主模式；河南部分乡村把村务公开栏搬上互联网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教授指出，各地在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方面的实践，不仅为中国农村治理注入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民主因素，维护了农村稳定，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的发展。
今年10月，中国颁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现在如果不搞民主恳谈，村民们肯定不答应，我也不答应，”高云斌说，“除非我这个镇人大代表下届不干了。”(参与采写：王悦欣、姜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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