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地域差异”：一个值得西方深入研究的课题
通过将中国与欧美的金融和财政制度组织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制度总是优于非西方制度这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可能已经过时了
文| 王国斌(R. Bin Wong)(美国)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将中国取得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放在一起考虑。一方面，中国已经创造出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当下的中国社会，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极为严重；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深受腐败问题困扰。
那么，中国的成就和挑战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中国政府及其人民能否在继续巩固其成就的同时，有效地处理其面临的问题？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广大，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对中国的形势进行分析。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刺激经济政策
作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往往会被误导性地拿来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比较。比如，欧盟的产生和发展似乎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在地理规模和人口数量上与中国相比较的看似合适的政治单位。
但如果我们追问，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金融市场的规制具有多大有效性？我们就会发现，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会遭遇一些政治阻碍，而这些阻碍在中国各省份协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毫无疑问，中国中央政府在以协调的方式颁布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通常要比欧盟强力很多。而欧盟经济政策的制定，则要通过多重政治权威。
上述简单的对比说明了一个不证自明、但又尚未被认识到的重要问题：欧洲政治制度的本质妨碍了其在日益一体化的市场中实行有效的金融规制，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
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2008年秋，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实施国内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回应了全球经济的要求。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刺激计划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能够说明中国的某些关键特征。
政府直接投资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更为贫困，也是因为金融体系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不像其对东部富裕地区的影响那么大。这并不奇怪—— 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发展往往和经济增长并驾齐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将金融体系推展至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但通过直接投资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立竿见影。
而中国的选择表明，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作为促进增长的工具可能要优于金融政策，特别是在较为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点值得记取的经验。
中国对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有权力确定本地区如何规划公共投资，以最有效地增加未来经济发展的机会。例如，上海市鼓励投资修建公路，浙江省对铁路建设不惜血本，山东省则斥巨资利用自然资源，而江苏省已经开始投资建造住房；同时，河南省也决定，实施与其住房建设相匹配的公共医疗计划和教育工程。
中国的财政支出体系是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的结合。中央既能在全国范围内差额分配资金，也能与地方官员合作，有目的地使用财政经费。而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权力的分立，以及各州独立宪法的存在，使各项经济政策很难自上而下地执行下去；联邦体系增强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性，但却并不一定能够更灵活地协调中央—地方关系，以及鼓励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美国许多州宪法规定要保证预算平衡，因此一旦出现反周期的财政支出，就必须立即削减州政府支出，而州一级的支出收缩又加剧了市场调节已经引发的经济衰退。因此，中国的国情使其比美国更容易依据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协调和实施各项支出政策。
通过将中国与欧美的金融和财政制度组织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制度总是优于非西方制度这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之所以可能比欧洲或美国政策更有效，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其历史决定的特殊国情，因此中国采用的特定制度安排也无法被直接引入美国或欧洲的政治体制之中。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优势也还不足以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的政治结构。
研究中国的地域差异具有超越中国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遵循任何蓝图，其改革的本质是中央政府决策和地方发挥主动权的成功结合。
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开放以后，它首先是大放异彩、多样性发展，后来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化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就是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缩影。一些乡镇企业的发展依靠领导干部，另一些乡镇企业则是靠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
而无论是乡镇企业这种特殊事物，还是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一个明显特征：它们都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目前我们还没弄明白的是，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制度差异？各个地区的资源基础是否限制着其可能的制度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是否存在着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成功的现象？
对上述这些中国问题的回答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同时拥有如此之多快速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如此之多持续贫困的现象。增长部分地依赖于不同制度设计的混合——例如，一些地区是干部主导型企业，另一些地区则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导。我们可以追问，这些制度是怎样有效地融入新形势中的？它们在何种情形下，无法有效地融入新形势中？
此外，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迥异，这一点可以推动我们彻底思考要素禀赋和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中国的气候带跨越南北——南至亚热带，北至亚北极。目前关于气候带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由自然科学家进行的，没有与该国各地区在改革时代经济发展的状况相联系。将更多的经济学理论引入对中国极端气候带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资源基础和要素禀赋是如何推动及阻碍经济发展的。
在中国极端气候地区和地理隔绝地区，经济改革可以带来像其他地区一样的效果吗？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亚热带地区面临的经济增长挑战，目前在这里还存在着一部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
而且，在自然科学家研究生态和环境挑战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如果能给出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机遇和困境的独特理解，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21世纪中国以外的发展中经济体。
像整个世界一样，中国也面临着21世纪带来的关于未来的挑战：未来既存在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改善的可能，也存在着生态恶化和环境灾难的可能，后者将危及乃至损害已经实现的各项经济发展。
目前对中国的研究，缺失了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显著的经济增长为世界带来的启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通过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竞争体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和竞争的规模和强度是美国和欧洲在其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
目前大部分对于中国未来世界角色的评估，都缺乏对一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即中国的政治经济特征可以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甚至是北美和西欧国家)提供怎样的经验或教训。对于中国而言，其准备着手的任何一个新研究领域，也都将提供一种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经济发展愿景。
我们要想了解世界的未来，就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对中国经验的独到研究和中国自身开展的创造性研究，应当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富有意义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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