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亿一疗程包治“仇富病”

　　邓海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慈善捐款额达到2000亿元后可望化解中国的贫富矛盾，消除仇富情结。（7月16日《成都商报》）

　　仇富其实是个辞不达意的命题，甚至给穷人横加上一些不甚美好的标签。经济学家告诫我们说，仇富的市场经济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譬如“仇富者难富”。总而言之，就是你要承认差距，不要动辄心里不阳光。但实际上，仇富从来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嬗变，似乎都与“仇富”沾了点边：譬如“民主”理念，古人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于是要平等要自由；即便是西方宗教文化中，也说得相当刻薄，“贫困给人带来美德，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遗憾的是，这些年，中国人仿佛集体性小心眼起来，弄得专家学者个个忙得一塌糊涂，忙不迭地给仇富的中国人看病。意思基本是一个：不管理由ABC还是EFG，反正仇富是不对的，得赶紧治疗。这不，王院长认为，两千亿一疗程基本包治“仇富病”。王院长的设想很美好，“只要富翁起带头作用，平民是最大的力量，假如富翁能捐500亿，甚至过千亿，平民就能过两千亿”。这样一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手段，就能最大限度弥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不公与失衡。

　　然而这样的设想显然过于天真。仇富过于流行，其实并不是仇恨财富本身，而是“创富不公”、“为富不仁”使然。创富不公，是指获得财富的手段不那么光明，个人财富的增益与公共财富的增长不成比例，譬如倒卖地产、疯采资源等；为富不仁，表现为富了之后丧失了对财富起码的敬畏，甚至以财富手段创设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制造出各色权钱俱乐部，加重着社会人格的断裂感。如果从社会序列来看，仇富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离橄榄型还相去甚远，缺乏有力的中产，底层基数大，沦落感就尤为普遍且更能一呼百应。

　　要纾解这一症结，靠慈善式的三次分配是靠不住的。前几日，咸阳政协疑似瓜分捐赠书法作品一事满城风雨，更让公众对捐赠、捐助类行为的制度保障心有余悸。抛开这个层面不说，“富翁带头，从者云集”的场面需要两个前提支持：一是富翁作秀得有感召力，起码平日里要假装读读道德情操论，培养一些粉丝；二是民众得有足够的财力做跟风的物质保障，如果手头本就不宽裕，千儿八百的“随份儿”恐怕就比较不靠谱。仔细掂量一下这两方面，难度似乎还真不小。

　　仇富是个“慢性病”，江湖郎中各有各的“大力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会觉得此病是“被生病”，更不愿从触及根本的初次分配上认真配些药方。两千亿一疗程包治“仇富病”，虽然听起来很不错，但财富配置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尤其是富者没有慈善习惯的时候，这样的剧本，也只是个聊胜于无的思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