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从留守北平到抗日殉国
张廉云讲述父亲生平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
5月16日，张自忠殉国70周年。
70年前的这一天，“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从留守北平到抗日殉国，崇尚忠义的张自忠经历了哪般人生沉浮？6月11日，张自忠之女、87岁的张廉云用清晰的思路、平和的语气呈现了那段气壮山河的悲情往事。
“远去的背影”
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为震惊，连夜致电第五战区查询。
同样以为这是一条谣传消息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张廉云。“我是在《申报》上看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的，认为又是日本人在造谣……”
父亲殉国时，张廉云才17岁。而在此3年前，14岁的廉云与父亲一别就未能再见面。
家人对张自忠的记忆只能停留在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趁着暮色匆匆一别。“那天，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没过多久，他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让人送，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40年4月15日， 叔叔张自明通过三十三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父亲取得联系，希望带我和堂姐张廉瑜前往。”
“在前线的父亲发来电报说，同意我们前往。”张廉云至今记得接到电报一刻，她和姐姐的心情：“我俩高兴得不得了。”
正待动身之际，忽接张自忠复电：“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准备要打大仗的张自忠，推迟了女儿的行期，也失去了与家人最后的见面机会。两个兴奋的小姐妹再也没有等到父亲的最新电报，直到“谣言”一语成谶。
此时，张廉云母亲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不敢告诉她实情，就只在家戴孝，痛哭流涕，去医院时再换上平常的衣服，克制悲伤的情绪。”母亲弥留之际，叔叔说：“五哥已经牺牲了……”。
陷入昏迷的李敏慧无法听到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只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
张廉云说：“父亲去世三个月后，母亲也病逝了。”
父母双亡之后，1940年11月，张廉云第一次来到父亲的埋葬之地，重庆梅花山。
“我到梅花山的时候，一下就看见了父亲的坟墓，当时就放声大哭。我们有意回避谈父亲怎么受伤、如何作战。我们不愿意谈这些问题，因为太伤心了。但是父亲的牺牲，鼓励着我和姐姐努力向上，这个力量强大极了。”张廉云回忆说。
与日交涉被误解“亲日”
从1937年到1940年，在与女儿分别的这3年里，张自忠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若干年后，张廉云才知道，在这三年中，父亲的人生是如此的跌宕起伏。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发生了两件事：4月，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引起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亲日”的张自忠“明正典刑”。对此，张廉云首次对本刊详述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我父亲率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等军政官员访问日本，我和哥哥、堂哥、堂妹也随团到了日本。台湾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结果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张廉云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1937年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发动攻击，此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
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7月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1937年7月26日下午，约500名日军借口保护侨民企图强行进入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作为向二十九军再次进攻的借口)，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宋哲元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奉命留守北平被斥“汉奸”
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对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
“下午，宋哲元军长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作出决定，宋军长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维持治安。宋军长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
张廉云说，“我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军长的一再坚持之下，我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当晚，张自忠致电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张自明)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9日下午，张自忠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留守北平的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张逆自忠”，“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在南京街头上，还贴出了张自忠搂抱着日本女人的漫画，攻击、侮辱张自忠的标语。而在北平，张自忠亲笔写下的布告“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也成为泄愤的对象。熟知这段历史的张廉云说：“老百姓一看布告有张自忠的名字就撕。”
1937年7月31日，留守北平的独立第三十九旅被日军包围缴械。张自忠命令剩余部队迅速突围，“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但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8月5日，张自忠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共维持了八日。”
“后来在美国友人福开森、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秘密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在天津，张自忠见到弟弟张自明。张自明看到的哥哥由于“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已经是疲惫不堪。”
为躲避战乱和叔叔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的张廉云，至今回忆起当日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父亲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费。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坐了一会儿等到天全黑了的时候，张自忠动身南下，“他穿上长袍。戴上帽子，走了，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别的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绵延至今的纪念
在张廉云的家中至今悬挂着一副字：“忠义之志、壮烈之气、抗战军人之魂，生死不苟，民族气节精神。”落款是“周恩来追念张自忠”。
1940年5月，身为三十三集团军军长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以身殉国。自殉国之日起，国人对张自忠的哀惋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题写挽词“尽忠报国”；周恩来作《追念张荩忱上将》并作长篇悼文；蒋介石题“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荩忱不死”(荩忱为张自忠字)并亲自为墓碑题字。
日军也对张自忠将军的牺牲肃然起敬，其遗体被日军发现后运往襄阳陈家集，郑重装殓后浅葬在陈家祠堂后面山坡上，并立一木牌：“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急令第5战区不惜代价夺回张自忠将军遗骸，38师师长黄维纲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在混战之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
黄维纲部将棺抬至湖北荆门县襄河西岸快活铺，以上将礼服重殓后将灵柩运抵宜昌转重庆安葬。灵柩所经沿途各县，均有军政人员和各界群众都列队迎送，路祭悼念。
张廉云说，“我父亲是中将领上将衔，殉国之后追晋为上将，他的史料入‘国史馆’。”
由于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全国各地都先后举行了规模大小不同的追悼和公祭仪式。
抗战胜利后，张自忠获颁国民政府荣字第一号荣哀状。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此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徐州、济南等城市均有街道被命名为“张自忠路”。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各地的怀念，让张廉云至今感动。她说：“除了街道命名，在中国其他城市，如重庆市北碚梅花山，有张自忠烈士陵园，在故乡山东临清，建有故里碑亭。70年来，各地对于张将军的纪念，令我和家人的心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下期将刊登《左权：十字岭殉国之后》，敬请关注)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